智慧城市建设——技术不是万能的 | ANBOUND大数据分析

安邦集团 2019年3月1日 《公共关系办公室》

撰文 / 安邦智库信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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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地方政府关注什么?

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一般由政府主导,那么地方政府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关注哪些方面呢?

▲ 图片来源:安邦智库

依托安邦智库(ANBOUND)政府大数据信息库,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主要关注智慧城市怎么建设的问题:案例、政策是主要的关注点。同时,他们也反思建设中的问题。欣喜的是,地方政府开始思考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的关系。这样的思考方向还需上升到区域视角,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都市圈治理精细化。

梳理安邦智库(ANBOUND)政府大数据信息库后台智慧城市相关的提问答疑,主要围绕以下内容:相关政策、典型案例、经验教训、建设标准、顶层设计。


▲ 图片来源:安邦智库

可见,怎么建设智慧城市是时下地方政府的关注热点。但没有科学的理念作为指导,多快好省容易建设“假的智慧城市”。地方政府关注量居于前十的文章《近300个智慧城市试点发现了什么问题》中指出:从近年来各试点城市的实践来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一些“智慧城市”不能解决任何一种城市病,有的是被IT企业“绑架”,成为企业推销产品的渠道;有的是被政府部门“绑架”,部门间形成信息孤岛互不往来;还有不少则是“忽悠”,还有些地方的“智能城市”从规划上就是错的。

智慧城市建设,安邦怎么说?

安邦智库(ANBOUND)敏锐地指出:在不少地方,智慧城市是推动城市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概念,但智慧城市的发展也多落在科技硬件上,变成一个个智慧项目。反思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认识到,发展智慧城市必须把握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城市本身,不论是什么样的智慧城市,都是以技术手段改进来服务于整个城市系统。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注重系统性,而不只是城市局面的高科技改造。另一个核心则是人。城市的发展应该以人为本,智慧城市建设也不能偏离这个核心。如果忽视了人的需要,建设智慧城市就会变成“暴力式”的技术应用过程。智慧城市建设不是对城市局部打一针“新技术吗啡”,也不是对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新技术应用试验,而应该是围绕提升城市系统服务和人的宜居性而进行的城市改进。

那么,系统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路线图是怎样的?安邦智库(ANBOUND)的美国合作机构ESI ThoughtLab对全球 136 个城市的政府领导人进行基准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智慧城市的观点、实践和绩效结果。近日举办的双方内部交流会上,ESI ThoughtLab 分享了现阶段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对全球智慧城市的诸多建议,第一点就是:设立智慧城市发展计划。没有正确的目标和愿景,智慧城市很难充分发挥潜力。根据 ESI ThoughtLab 建议,城市需将发展计划分为两个层次。

▲ 2018年12月17日,安邦智库(ANBOUND)与美国公司ECONSULT SOLUTIONS INC.(ESI)及其伙伴ESI Thoughtlab正式建立研究合作关系。ESI ThoughtLab位于纽约,作为一家创新思想智库,主要提供新思路及事实型分析,帮助企业和政府领导者把握全球性转变,并在宏观经济、产业和技术战略方面做出有效应对。

第一层次包括五大“基础支柱”(FOUNDATIONAL PILLARS):治理(GOVERNANCE),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经济(ECONOMY),人才(TALENT)和资金(FUNDING);第二层次包括五大“科技支柱”(TECH-ENABLED):环境(ENVIRONMENT),移动性(MOBILITY),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和支付系统(PAYMENTS)。在智慧城市建设的不同阶段,城市不仅要根据发展情况,不断调整投入到不同“支柱”(PILLARS)上的预算分配,同时还要结合技术发展,随时做好路线纠偏。

▲数据来源:《Smarter Cities 2025: Build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and financingplan》,ESI ThoughtLab

ESI ThoughtLab对全球136个城市的政府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基准调查,根据政府官员对调查中有关他们在10个智慧城市“支柱”方面进展的详细问题的答复,ESI ThoughtLab计算了136个城市中每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成熟度评分”。ESI ThoughtLab将这些城市分为三类: 初学者(Beginner)、过渡者(Transitioning)和领导者(Leader)。

▲数据来源:《Smarter Cities 2025: Build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and financingplan》,ESI ThoughtLab

根据ESI ThoughtLab对136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成熟度评分”,中国入选城市中,过渡者:北京、香港、澳门、台北;领导者:上海、银川。

▲数据来源:《Smarter Cities 2025: Build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and financingplan》,ESI ThoughtLab

此外,ESI ThoughtLab研究发现:不同成熟度的城市都在移动性、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中投资最多;但是初学者在基础设施和移动性中投入最多,而领导者在治理中投资最多。

▲数据来源:《Smarter Cities 2025: Build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and financingplan》,ESI ThoughtLab

正所谓“城市”是承载智慧的基础、是母体。离开“城市”谈“智慧”,寄望于通过智慧化让一个乱糟糟的城市脱胎换骨,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技术并不能改变城市管理的目标和理念。好的城市的形成,从来不仅仅依靠技术,而更多源自其包容性、多元性和活力。

单一的技术视角看待城市问题会有哪些局限?我们从“技术至上陷阱”说起。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技术至上”陷阱

智能技术向城市的逐步引入是由许多因素推动的。技术支持公司、研究员、建筑师、规划师、智囊团、环保团体、媒体,都在推动城市向智慧城市转型,他们一起塑造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基础。城市治理者也乐于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一些城市希望通过强化自身的智能城市创新形象来保持竞争力。这些推动者共同导致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行其道。

然而,大多数智慧城市的驱动者的目的是出售技术和服务——在他们的眼中,这是生意。实际上,智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被广泛接受,归功于IBM这类大型IT商业咨询公司的推动。作为技术导向的咨询公司,IBM提出的智慧星球和智慧城市概念,成功整合了自身的多种咨询服务和ICT产品。毫无疑问,对于IBM和后继者思科公司,智慧城市是一个成功的营销口号。要注意的是:

1、技术公司的商业利益有悖于城市效益最大化。安邦智库(ANBOUND)曾提醒:部分地区存在着智慧城市建设过度的迹象,值得警惕。比如,有的地方马路上根本就没有多少人与车,但也在投入巨资推出所谓“智慧交通”平台项目;有的地方3年前建的园区与房子,现在房子依旧在,数据业务没多少,显得冷冷清清;不少企业拽着政府投资一些智慧产业的平台项目,项目清单不断增加,政府投资不断累积,却长期看不见效益,成为鸡肋。

2、技术基础设施“照猫画虎”建不成智慧城市。由于缺乏对城市问题和使用需求的准确判断,容易形成“大而全”却缺乏针对性的技术方案,继而引发盲目的ICT基础设施投资。正如安邦智库(ANBOUND)指出:许多城市出台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但除少数先行先试的城市以外,大多都是“照猫画虎”搭建一套“城市监测平台”,实时监测汇总人口、交通、环境等各个领域数据,但是对于如何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城市状况,如何整合、应用数据资源进行城市治理,往往缺乏深入思考。

3、技术应用派生伦理问题。城市建设中的数据收集问题不再是“房间中的大象”。万物互联下人们越发注意个人隐私。人们越来越关注:谁有权收集我们的数据?哪些数据被收集,它们是怎样被利用的?荷兰使用一款软件来分析犯罪数据和特定区域的社交数据,如年龄、工资、是否申请救济金等。警察利用这些数据来预测某种类型的犯罪多发于城市哪个区域。这样的计划引发了人们对伦理问题的争论:①在个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先预测ta犯罪的概率,这真的有助于大众利益吗?②这是否会加重对特定群体的偏见?例如警察过度“关注”有色人群和贫困社区的居民。

数据、隐私、城市、居民、社区…等等,我们似乎发现了什么——

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行其道,导致人们只能从技术的角度看待智慧城市,而城市总是嵌入于更广大的社会关系中。技术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会对社会、环境带来变化。我们看到,铁路和火枪取代了镖路和骆驼客,驿站和会馆变成人去楼空的危楼,周边的商肆枯萎后,人们逐新的贸易通道而居,原来繁华的地方渐渐衰败。运输技术的提升伴生新的雇佣关系,此前“主家-掌柜-伙计”的形式渐趋消亡,人们的可流动性大大增强。相比于此前的宗族关系,陌生的人们在新的贸易中心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现在,技术进步带来的外溢效应依然在发生。例如,有人大胆想象,“电动车+自动驾驶”将挑战加油站、保险公司、出租车公司和共享出行公司;而“自动驾驶发生事故先救车主还是先救路人”成为人们新的伦理问题。

史蒂芬·列维特在《魔鬼经济学》中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人们讨论如何减肥的时候,他们煞费苦心地比较米饭和馒头的热量值,对并不显著的差值争论地面红耳赤,但减肥办法其实显而易见:无论米饭还是馒头,少吃才是王道。同样,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人们也陷入了“技术至上陷阱”。如同城市更新有其社会学意义,城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我们应该用多重的动态视角观察城市的生长与演化,“技术控”显然是短视的。但是,这些观点并不是反对在城市发展中引入和应用智能技术,因为数字化转型不可阻挡。

城市问题需“系统思想”和追踪研究

信息分析经常用到“系统思想”,要用系统概念来讨论事物,分析事物,研究事物的演变趋势。数字化对城市的影响,仅仅“智能化、便利化”的评说过于简单,静止的评论是容易的,但“城市系统&人的城市”的视角下的动态跟踪观察才是必须的,而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系统思考和动态跟踪能够凝结思想结晶。

正如很多人都听说过TOD,开发一个城市,讲究TOD原则。所谓TOD,就是公交优先,公共交通导向发展(TOD)是一种城市规划原则,通过最大化公共交通的接入与经济活动的接入,确保城市能够创建充满活力、以人为本的社区。所以TOD原则经过了数十年的学术推广,已经为世界各国所广泛的接受。

但是,仅仅是TOD还是不够的,作为城市开发思想的研究者,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提出了POD原则,这个POD原则强调的是步行系统的优先开发(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 Principles)。陈功认为,TOD原则对于城市的开发来说是一种均衡的趋势,这样的均衡和重构努力还非常不够,虽然TOD系统强调的公共交通,不仅仅是汽车,但实际世界各地的城市开发过程中,还是过分强调了汽车以及交通枢纽,而忽视了行人。陈功认为,TOD原则实际已经过时了,城市的交流系统是分层级的,TOD无法突破城市原有的交通系统层级,无法在土地经济意义上重构路权,也无法解决城市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确保城市经济和街道的活力。

陈功认为,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活力源自于人。城市是人的居住和生活组织系统,而不是一个交通系统。在后者中,人仅仅是交通系统的一个附属物。POD原则强调的是,人在城市开发中是第一优先级的,各个层级的步行道系统开发是第一优先级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私人交通系统仅仅是一种区块的链接体系,它必须建立在完善而有效的步行道系统的基础之上,作为步行道系统的延伸和跨越。所以,POD原则,实际上颠覆、革新了原有的城市设计和开发原则,但这样的设计和开发原则是有效的,可以解决很多的现实问题。

而这正是安邦智库(ANBOUND)对城市问题追踪式研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