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寻租——未来可能的高级腐败形式

公共关系办公室   2019年8月16日


《信息分析的核心》 陈功著


今天互联网的普及培育了不少网红专家,卖课成了个时髦的事情,然而这些声称自己拥有独家信息的权威专家是真的有内容么?还是只是倚靠信息寻租谋利的领域爱好者?



2008年,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龚方雄在西方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中“大大的火了一把”,名声大噪。究其根本,在于他针对中国经济政策屡次做出了超级“精准”的预测。比如2008年8月,龚方雄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领导层正在认真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2000亿至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减税、“稳定国内资本市场”以及“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多项措施。此报告立刻引起了极大的市场震荡。当时,摩根大通亚太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这一报告内容是龚博士根据自己针对宏观经济的研究而作出的判断,但具体依据不便透露。”这样的解释当然是在避重就轻,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安邦智库研究总部的信息分析家当时就曾指出过,从信息分析的专业角度来看,“如此具体而明确的政策方案”完全不可能是基于宏观分析所能得出的,而且这些职业分析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之具体,似乎也完全用不着再做什么分析了。毋庸置疑的是,摩根大通作为西方主要的投资银行在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利益;而龚方雄先生作为学者,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具有明显的商业价值。摩根大通和龚方雄出于各自利益的动因,都有可能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来获取某些外界无法得到的信息并加以炫耀。也就是说,存在着信息寻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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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实力做研究的信息寻租


什么是信息寻租?早在十几年前,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就在《信息分析的核心》一书中指出,信息寻租是一种现象,有的人掌握了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信息,然后加以炫耀或是谋取利益,这就是信息寻租。在中国的学界,利用独家以及不可证明的信息进行炫耀,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官方或是金融界,利用独家以及不可证明的信息寻租,在证券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更为常见,并且均以直接谋取金钱利益的居多。信息寻租的方式和目的有很多,因为研究和讨论的需要,在这里我们重点仅涉及学术领域的信息寻租问题。当然,在中国学界而言,这种利用独享信息当成研究成果的事情,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曾开玩笑说:“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凭研究实力做信息,而龚先生似乎是个例外,他基本上是凭信息实力来搞研究。”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总是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学界在的确是被分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大部分,体制外的学者无缘于很多的政府报告和政府统计数据,而体制内的学者不但能够看到这些报告和数据,而且还可以动用政府资源,在政府的行政体制里面,去搞独家的调研。

《信息分析的核心》 陈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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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学术的“不确定的麻烦”


诚如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所言,体制内的这批学者虽然占有了大量的资料,但他们自身却因为内部职级、个人利益以及显然的种种制度性压力,都面临着一个必须选择性地使用研究资料的问题,这就导致一系列“不确定的麻烦”产生。首先,学者本人的学术定位有了很大的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学者的所谓研究因为选择性使用资料的原因,丧失了中立而客观的地位。在中国,制度的力量异常强大,几乎无处不在,无往不胜,因此即使是科学的成果,一旦置于制度渠道,最后的成果也会具有某些宣传特征,学者本身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就会成为一种宣传工具。以这种条件而言,其实根本无法评价体制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其次,学者的真实研究水平难以评价。一般而言,学者的研究水平总会体现在资料和成果两个方面,但在体制内,资料的水准由于制度原因而独家掌握,外部无从置喙,因而也根本无法判定其水准,这就导致最后成果的水准实际上也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对于体制内的学者和他们的研究,评价其研究水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多数时候只能当做某种“小道消息”来听听。第三,学霸的产生。坦白的说,体制内的学者终究是无法摆脱利益纠葛的,在这个选择多样的世界里面,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愿意呆在体制内?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无法证明研究水准的条件下,证明自己的学术实力?答案其实很简单,同样依靠制度的力量,让别人闭嘴。学术地位的取得,同样也是如此。信息寻租,始终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学者的学术地位,官员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基于信息的权力,需要用信息来操控,所以都与信息有关。如果学者和官员运用和操控信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并且扭曲客观事实,这就是信息寻租。在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未来社会中,在信息社会里面,这必将发展成为一种高级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