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阻止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吗?

安邦智库公共关系办公室    2020年4月16日

1930年美国国会以高票通过并实施了《斯姆特-霍利》法案,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最愚蠢的法案将日渐繁荣的美国经济拖入了万丈深渊。说到这个法案的实施,我们一定绕不过一个关键人物——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胡佛。

共和党人胡佛(Herbert ClarkHoover)通过对农民信誓旦旦的许诺赢得民主党票仓的倒戈,最终于1929年5月成功入主白宫。急欲兑现竞选承诺的胡佛敦促国会专门商讨关税问题,尽快拿出对策。身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积极行动,花了43个白天和5个夜晚走访农场主和工商业者,搜集了厚达11000页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个方案,建议增加845种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关税,并减少85种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关税。在胡佛正式入主白宫的当月,该提案以高票在众议院闯关成功。在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的推动下,修改后的最终提案于1930年3月在参议院以44:42的勉强多数通过。1930年6月17日,经胡佛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有趣的是《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思想酝酿于大萧条爆发之前。一战后的美国农业十分繁荣,机械化普及和集约化经营,使得各种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但产量提升所伴随的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美国农民对此怨气冲天。他们认为,过低的关税让外国货冲击本国农产品生产,因此需要提高农产品关税。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中,“提高农产品关税有助于改善农业现状”的说法让越来越多的人深信不疑。20年代中期,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国会充斥着降低工业品关税、同时提高农业品关税的提案。不过,这类提案都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否决。

该法案将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等于是进一步用法案的形式,锁定、确立了美国针对世界市场的关税贸易战。在当时的美国,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项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姆特-霍利法案是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剧衰退到1932年历史低位的催化剂。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斯姆特-霍利法案》,除了大批经济学家之外,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在白宫花了一整个晚上力图说服胡佛否决该项法案,他称它为“一项愚蠢的经济政策”。而J.P.摩根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W•拉蒙特(Thomas Lamont)则形容当时他“就差跪下来乞求胡佛否决愚蠢的霍利-斯姆特关税法案了”。拉蒙特还表示,该法案“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但所有人的努力也挽回不了胡佛总统最后的决定,随之而来的就是让多少人家破人亡的大萧条时期。

历史走到了似曾相识的时刻,大萧条不仅是前车之鉴,也是现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与贸易摩擦共存的景象,与1929年的大萧条有很多相似之处。保守主义伴随经济萧条而崛起,基本是可以预见的前景。那个时候通过的《斯姆特-霍利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就是最明显的一例,美国这个法案与经济大萧条相互交织,实际加深了萧条,但却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得分了。

从现在的形势来分析,PPE物资的缺乏,已经在美国酿成了社会性的舆论浪潮。如果特朗普总统继续下一任期,他会继续原有的实质性高关税政策,有没有这个新时代的《斯姆特-霍利法案》都无所谓,反正都一样。如果特朗普总统大选失败,民主党的一位总统上台,由于参议院还在共和党人手里,那么通过一个类似的《斯姆特-霍利法案》就明摆着可以钳制新任的民主党总统。所以,无论谁当下一任美国总统,如果中国现在没有采取适当的积极行动,创造新的舆论形象的话,今后严峻的形势可能会让中国付出重大代价。现在中国帮助美国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出口口罩、防护服的价值。

需要反复强调的一个朴素道理是,中国现在帮助世界和美国,实际上就是在帮助自己的客户。中国经济需要外部市场,美国就是中国最大的外部市场。自己的客户碰到一点暂时的困难,中国伸把手帮一下,是理所当然而且并不困难的事情。中国在第一波疫情之后,最大任务是恢复生产,但生产不能离开来自世界市场的需求,而且中国要保持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这时更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利用其目前拥有的生产能力向世界供应急需品,等于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保持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是有利于世界的。

所以面对已经全球化普及的今天,中国是否能在全球危机里独善其身呢?对中国来说,疫情与贸易摩擦的结合点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敏感问题——在全球疫情蔓延之时,中国是否应该大力援助世界和美国?安邦咨询(ANBOUND)此前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观点:完全应该,而且很有必要。在地缘政治对抗加剧、中美贸易战加剧的背景下,PPE物资的援助实际是一场地缘政治大戏。在这场地缘政治大戏中,中国有理由成为主角,在疫情蔓延下的情况下提供国际援助,这是中国改善国际形象、改变与美国关系的契机。不论从人道主义、外交、大国责任,还是着眼于国际贸易环境改善、疫情后的国际秩序调整,中国都应该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加大支援世界和美国,这事关中国未来的重大国家利益。

在安邦智库(ANBOUND)看来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后世界面临的又一次挑战。疫情爆发与贸易摩擦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特殊背景下,两者完全有可能汇合在一起,制造出新的国际贸易摩擦事件。而这一次,中国可能很难置身事外。

世界级的大灾大难当前,对大国胸怀与责任担当是个重要考验。中国已经向80多个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名义大部分是企业或是某些次级机构的,没有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安排,规模也相当有限,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如果这种表现持续下去,则中国很有可能在疫情之后,成为世界某些国家的地缘政治靶子,被集中火力攻击。当然,中国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应对之策,但无法不付出新的代价,甚至很高的代价。因此,比较而言,最理想的政策操作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在形势凝聚成浪潮之前,采取政策成本最低的行动,加以防止。

正如以前安邦智库介绍过情况那样,从疫情数据的预测来分析,美国现在的疫情态势可能维持到5月下旬,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这是美国最严峻的时刻。等过了这段时间,美国的卫生健康体系应对疫情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疫情压力,而美国庞大的卫生健康系统现在就正在成功整合,这一点从现在美国医院体系的应对来看,表现得较为明显。他们正在从开始的慌乱走向有序的阶段,美国的医院内部没有出现乱成一团的情况。而美国CDC以及其他卫生官机构也正在调整,正视过去的错误,所以关键的变化很快将会发生。如果美国庞大的经济体系与卫生体系调整过来,那时候对外部PPE物资支持的需求就会变小,中国再出手的必要性也就不大了,因为无法产生关键的影响力。欧洲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疫情正在逐步趋于缓解,一些国家甚至在考虑在近期放松隔离,恢复经济。所以,现在是中国作为PPE的供应端发挥作用和价值的最后时候了。

从现实来看,美国和欧洲是中国的大市场,是中国能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地方,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往伙伴国家(与意识形态无关)。在美国和欧洲疫情仍在继续、需要帮助的时候,中国有必要向它们提供重要的支持。这是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国家利益之所在,以这样的行动,中国将能够主动消弭新时代的《斯姆特-霍利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