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智库问答录： 访兰德科技政策专家鲍珀博士

• 合作伙伴 2023-05-25

编者按：作为浦江创新论坛活动之一的“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于2019年5月在上海举行。兰德 公司科技政策研究专家斯蒂文?鲍珀博士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研讨会。在主办机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 所的支持下，正在组织撰写新书《国外科技智库研究》的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原 研究员缪其浩于2019年5月9日对鲍珀博士进行了一次专题采访。访谈就智库定义、如何判别科技智 库、技术生态体系、技术评估、研究方法和科技智库人员背景等事先准备的议题展开。根据访谈录音整理的英文稿经鲍珀博士审阅，现将经过删节整理的访谈记录发表如下，其中的注释均为编者所加。本文对鲍珀博士所述如有理解错误或表达不当，当由编者负责。

斯蒂文 鲍珀（Steven W. Popper)是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兰德公司帕 迪研究生院科技政策教授。他曾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许多国家政府担任工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制度转型问题的顾问。1996—2001年，他担任 美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主要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和其他行政部门机构提供研究和分析支撑。他是深度不确定环境下决策分析方法的共同开发者。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的当选院士，曾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工业、科学与技术分会（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tion)主席，也是深度不确定性决策学会（Society for Decision Making in Deep Uncertainty)教育与培训的创始主席。现有研究方向为深度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科学技术政策、基础广泛的战略决策流程、预见和未来研究、安全规划，他的研究还聚焦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他以最优等级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获生物化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Steven Popper（左）与缪其浩（右）在2019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上交流

缪其浩：我正在准备组织写一本关于科技智库的书，首先当然要搞清什么是智库（Think Tank)。比较确定的一点是，智库是支持或服务政府决策的研究服务机构。有些知名的大牌咨询公司，它们虽然也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但这并非它们的主要市场，它们主要服务于企业和其他机构。所以在谈其他问题之前，我想先问问您认为什么是智库？

以前听说过头脑托拉斯（Brain Trust） ，最近又看到几个支持或服务政府决策机构的名称，如吁请机 构（Advocacy）和说客或游说机构（Lobbyist）。 这些概念和智库又有什么区别？

鲍珀博士：智库（Think Tank)是一个较为口语化的流行用语。我认为全世界的智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在做这项工作之前就有答案，另一种只有在完成工作后才能知道答案。吁请机构属于第一种，所以有些像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等“在金字塔塔尖”的智库，往往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从意识形态出发对政府该做什么提出观点。这些智库所做的研究通常是代表与自己相同意识形态和相同哲学观的人的观点。例如，它们研究医疗保健，往往不是研究在美国实行医疗保健的最佳途径是什么，而是设计何种医疗保健体系才能与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一致。

兰德属于智库中的少数。在一个项目结束前，我无法得到答案，只有等完成数据分析后，才能从分析中得出推断。接下来，就算我们能够继续分析，我们也会停下，而这正是吁请机构开始介入的时候。例如，在医疗保健项目中，我们可能会根据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医疗保健体系的某一部分应该由某种类型的组织通过某种流程以某种政策来管理。但是我们不会继续试图实现它，而吁请机构将进一步分析并尝试实现它。

我曾经为美国的交通研究委员会做过一个项目，它是国家研究理事会（NRC)6的一部分。他们要求我们做两件事：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交通部门在采用新技术和创新方面进展缓慢（这本身是一个直接的分析项目);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增加交通部门采用新技术的动力。通过分析，我们开发了一种技术评估方法，将它分享给交通研究委员会，建议交通部采用这种方法来评估技术。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内部流程和内部决策，让他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他们可能获得哪些技术。现在，在国家研究理事会，他们会任命一个临时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是行业专家或大学教授。我也在该研究小组，主要工作是提供报告并列出方法论等，这会在运输研究系列报告中体现出来，除此之外我们不做任何推进工作。由于这是一项临时研究，研究小组在本研究结束时解散。兰德不承担帮助执行的角色，不会去发起促进活动，也不会去各个交通部门建议选择哪种方法，诸如此类。这就是研究和分析机构与吁请机构之间的区别。吁请机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和分析组织，但它们会为某个立场、某套倾向性的政策辩护。

缪其浩：其实在提问前我自己有一个答案，说客和吁请机构实际上是在推销自己的观点，之前他们可能做过研究，但他们已经有立场了，就是想说服决策者接受他们的观点，是不是那样的？

鲍珀博士：确实是这样。吁请机构也许是一个专业团体。例如医生们正在推动一项有关失职责任保险（预防医疗起诉医生必须具备的保险）的政策，他们可能会主张政府做点什么。有一个组织叫作“反醉驾母亲”，该组织成员想要更严格的法律来禁止酒驾，这都是吁请组织，不是研究组织。吁请组织可能赞助研究，他们可能会找兰德公司做研究，我们会承接这项研究，但不能保证结果。经过研究，吁请机构的政策提案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或无效的，但由于兰德公司的品牌和声誉，它们依旧会雇用我们。如果兰德公司研究后认为“反醉驾母亲”在政策上有合理性，那就有黄金价值，这也是吁请机构愿意冒这个风险的原因。

说客（Lobbyist）通常是专业人士，是拿了钱试图影响国会的人。吁请组织可以聘请像兰德这样的研究和分析机构为它们做研究，也可以聘请一个游说公司，使他们的信息更有效地传达给国会，并试图说服参议员和国会议员投票支持它。

缪其浩：如此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你提到一些研究理事会，比如国家研究理事会，还有一些下属的机构，其实它们自身也是智库，那些理事会成员也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

鲍珀博士：我认为国家研究理事会可能是《经济学人》杂志称之为“准非政府机构（Qua-NGO）”的一个例子。它用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美国科学院、国家医学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是正式的非政府组织，但它们确实与国会有关系。国会请它们提供独立的建议，注意不是独立的研究，而是基于研究得出的独立的建议。我想我是对的。这将描述国家研究理事会与其组成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你所知，一个非政府组织按照定义与政府应该没有关系。

兰德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与政府的唯一联系是合同和客户。但是，我认为国家研究理事会与政府或国会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关系，如果国会提出了科学工程医学类的大问题，国家研究理事会将组建一个小组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团队基本上是由曾经做过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以及重要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成员可以通过签订合同来参与研究。我曾是国家水域研究小组的一员，也签订了研究合同，这个小组涉及两个国家的委员会，关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水域以及入侵物种等，因此是关于入侵物种问题以及圣劳伦斯航道是否应该关闭国际航运的科学研究小组。

缪其浩：要定义科技政策智库非常困难。滨州大学有个小组长期做智库排名。在其早期版本的报告里它定义了“科技智库”，后来又改为“科技政策智库”，我觉得这样的改变是对的，政府和国会并不真正需要科技方面非常专业的知识服务，它们只是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需要有人从科技专业视角为它们提供建议。但我不太认同它做出来的排名。在全球智库排名指数报告里，兰德公司在2010年排在第1位，而2018和2019年降至第5位。请问你觉得这个排位合适吗？甚至想问，你是不是认为兰德可以被称为是个科技政策智库？

我想先说说我自己的观点。那些大牌的机构，例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它们都做科技政策的研究，连国会研究部（CRS）也曾经有过一个科技政策研究服务处，但是我们恐怕不能把它们称为科技政策智库，因为它们所做的90%、或者说绝大多数研究服务，与科技政策并不直接相关。

鲍珀博士：提到这些报告和这些指数，我就想到 “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这句短语。第一或第五有什么意义？他们提出了某种指数、做了评级，得出了一个数字，但这些排名中的任何一家机构都可能涉足相当广泛的领域。比如有一年兰德的指数为58.63，另外一个机构是58.62，另一家就成了第二名。事实上，也许排名前二十名的都可以被放在几乎任何一个类别中。兰德是一个科技政策智库，也是一个教育政策智库，既是劳动力领域智库，又是国防和国家安全智库，当然也是一个健康政策智库，等等。所以，这其实是让我抓狂的事情之一。我有种感觉，很多年来兰德的高层领导都不大相信有种叫作科学技术政策的东西。他们知道教育政策，知道劳动力政策，知道国家安全政策。然而对科学和技术政策，他们会争辩，科技政策横跨了所有这些领域。

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我们分别有教育政策和交通政策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政府构架中有教育部和交通部，而没有科学部和技术部。兰德曾运行一个联邦资助研发中心（FFRDC）下属的科技政策研究所（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它是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发包机构。该研究所由国家科学基金会管理的FFRDC直接向行政办公室、美国总统、白宫的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报告。即便如此，我感觉他们也未必相信有这样一种叫科技政策的东西。

再来看那个排名，这在于机构如何表述自己。比如在兰德公司我的个人网页上，列出了我的简历和专业领域，直到大约四年前我才开始提到科学技术政策。但有趣的是，在2010年，据说我们是排名第一的顶级科技智库时，兰德内部还没有科技政策项目（Program）。而到2018年和2019年，我们有一个科学技术政策项目时，反而排名第五了。到现在，2019年的后期，这个项目再次全部消失了。

现在我来回答，兰德是一个科技政策智库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其工作的性质，即使在程序方面没有正式名称。我一直从事科学技术政策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技术、如何理解其与政策目标的关系、有哪些政策可以带来我们需要的技术、我们如何利用我们开发的技术等，这些都与科 学技术政策相关。所以我认为事实上有很多与科学和技术政策相关的问题。我的同事虽然在教育领域，他们也在研究技术进展、研究如何将技术带入教育、研究技术将如何改变教育等，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只不过没有称作“科技政策”。

缪其浩：我们注意到，凡是有科技政策正式名称的研究机构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在政府构架里设置了管理科技的部门，尽管名称不一定只是科技。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比如日本的文部科技省，就把科技和教育合并在一个部里。现在人们认识到，几乎每一个政府重大决策都会涉及科技问题，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可能包含科技政策问题，即使纯粹的政治议题都可能如此。例如假新闻就是在网络时代技术推动下蔓延的，别有用心者已经将其用于干扰关键的政治进程。我的理解是，你可以说兰德是一个科技政策智库，但同时也可以说它是教育政策智库、国家安全智库，等等。不过我想了解其中各个方面的比例是多少，比如科技政策的研究服务占兰德所有研究服务的比例，我不需要精确的数字，只要粗略的估计。

鲍珀博士：即使兰德的业务领域非常之广，从澳大利亚造船业到马来西亚的母乳喂养等课题，我可以有把握地说10%的项目可以明确归入科学和技术政策类别。科学和技术对我们关心的诸多领域如此重要，如健康、城市生活和就业等，同时科学和技术越来越成为各行各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考虑哪些是教育领域的科技，哪些是交通领域的科技等命题是有意义的。不过，我仍然认为将科技政策拿出来做单独研究是有用的。就如同教育，几乎人类做的所有事情都有教育成分，不论是正式教育，还是行业培训，即便如此，教育政策这一单独的领域依然有价值，这就是论据。

缪其浩：关于关键技术（critical technologies），兰德公司曾为美国政府做过这方面研究，很多年以前 我得到过兰德出版的一本灰色封面的小册子，就是关于兰德关键技术项目的大致框架。你在2003年发表的文章《识别美国的关键技术：回顾联邦政府的努力》中提到，识别关键技术的工作大约在20年前就终止了，因为相比关注个别技术，更重要的是关心技术生态，这点我很同意。我想知道在关心技术生态方面兰德后来做过些什么？

鲍珀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战争年代，人们常常谈论关键材料，列出关键材料清单，包括石油、橡胶等。关键技术概念就是这样类推出来的。由于出现了“我们会失去对关键技术的控制权”的担忧，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称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需要确定一系列关键技术。所以当意大利的一家公司要购买某项我们的关键技术时，整个政府都会知道并且及时发出警报。

因此，科技政策办公室进行了首次国家关键技术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整理出一份清单。在第一、二次国家关键技术调查之间，创建了FFRDC关键技术研究所。兰德是成功的竞标者，成为它的创始承包商。由兰德管理的FFRDC关键技术研究所现在正在协助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参与了第二、三个国家关键技术项目。该调查两年做一次，法律的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是1999年。

那么为什么写那篇文章？我确实批评了第二、三次调查采取的方法，他们把问卷交给国防部、农业部、交通部，在第三次调查中，他们还扩大到了大学的各院系，他们去工程学院、化学系询问关键技术是什么，由他们来编制清单。而我的质疑是，没有人研究过这里所谓“关键”的含义，以及关键是对谁而言的。技术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工具？我们将要做什么？使用该技术的背景是什么？正因为我“自作孽”式的质疑，我被任命去领导第四次国家关键技术调查。我决定，不找五角大楼国防部的人谈话，不找大 学的人谈话，而去找那些公司内的首席技术官、产品经理谈话，问问他们：关键技术用来干吗？为什么它们如此关键？如果没有它们会发生什么？试着引入更广泛的问题。

然后，我成功说服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即重要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更大的国家创新体系。因此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我们为此撰写了白皮书，讨论了国家创新体系。你读到的2003年论文实际上就来自那个会议。文章合作者Caroline Wagner和我试图描绘一种思考的进化，一种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即国家创新体系有哪些组成部分、资金来源是什么、对创办人来说有什么用途、投入和产出是什么、不同的国家创新体系会带来什么结果。

之所以后来你再也看不到国家关键技术的调查，我想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无法走下去的程度，这就是我试图传递的微妙信息的一部分。我们要改变思维方式，而不仅仅去看技术本身。

我前面提到法律的日落条款是1999年，所以之后就没有第五、第六或第七次国家关键技术调查。之后，一些理事会在政府内部逐渐建立，还有所谓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它是一个机构间的特别工作组，会提出更复杂的问题，不仅限于技术。随后就产生了像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那样的实体机构。如果在政府内部就纳米技术发起一项倡议，那就有点像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来研究在先进制造方面我们需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成功地超越了个别技术阶段，更多地关注创新生态系统。

由于联邦制这样一种美国式基本理念的存在，这些跨部门工作组的范围并不是很广泛，他们也并不是很强大，他们发挥的是协调作用。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尤其在共和党人的观念中，提出产业政策不应该是政府的事，而属于私营部门的领地。当然，它实质上一直是政府的事。我的意思是，美国从未有过正式的产业政策，但当空军为仙童半导体（Fairchild）提供资金时，或者当他们资助公司生产数控机床时，它确实就是产业政策。所以可以说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防机构或是航空电子和航空航天等的需求驱动的。但舆论一直以来都是倡导政府尽可能少做而让私 营机构做得更多，对于联邦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如你所知，美国两大政党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拉锯战，争辩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适当角色是什么。科学和技术政策的话题也是这样被拉进这场争论。

缪其浩：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技术的预测（fore-casting）、预见（foresight）和评估（assessment）这三个概念的，其实在前几天会议报告里你对技术预见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吗？

鲍珀博士：我认为技术评估值得讨论一下。我提到过曾为交通研究做了个技术评估项目，开发了我们称之为STREAM的系统：系统（systematic）、技术（technology）、勘察（reconnaissance）、评价（evaluation）、采用（adoption）和方法（methodo[1]logy）的首字母。该研究的第一部分是探讨联邦政府交通部不能迅速采用创新科技（如智能公路系统、车对车通信以及路面材料）的原因。我们认为问题在于缺少对执行机构内部的技术评估以及目标需求的分析。交通部的任务是什么？它需要提供移动性、保障安全性、维护基础设施、维持经济上可持续，等等。

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技术评估经常被看得过于狭隘，被认为是比较各种可供使用的软件程序（性能、大小、运算速度等）、或者比较各种材料（使用于路面的容易程度、其性能如何随温度的热冷而变化）的工作。现在我们有另一组技术，我们暂且称之为检测技术，能帮助我们了解基础设施是否安好，这组技术包括地面穿透雷达、激光雷达等。这类技术评估的问题在于，如果只是通过确定技术的指标性能来进行评估，对执行机构来理解选择何种技术不会有任何帮助。

对特定技术的评估应该根据执行机构的使命来做，这项技术如何帮助交通部门增强移动性、提高交通运输能力，以及提高安全性？我们为管理安全做了哪些操作？这些操作如何匹配另一些操作？为此，我们不应该基于这些技术是材料技术、硬件技术还是软件技术来做技术评估，而是要根据技术赋予我们的能力来查看和评估它们。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提高移动性，有不同的路面材料、计算机算法、通信系统，这些技术各自在增强移动性和安全性方面有哪些潜力？我们如何比较本来可能具有不同用途的、不同技术领域的技术？已经存在五年的技术、今天的技术、十年后才可获得的技术？因此，我们想要做的是让这些机构能够以在其组织内有意义的方式执行技术评估。

我们并没有试图预测未来的技术。我们并没有做技术预见本身。我们想做的是帮助他们完成技术评估工作。通过技术评估他们得到了一系列选择，试图找到如何选择技术的解决方案。

缪其浩：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研究方法的。技术预见方法有很多，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定性或定量，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哪些方法科技智库用得最多？

鲍珀博士：我准备了一张菱形图（图1）来回答你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由另一个鲍珀（与我无关）绘制的。这里面可以看到各种方法，如头脑风暴、SWOT、反演法、德尔菲法，等等；而且它将这些方法在这个图形中排列起来。例如，通过在横轴上看某个方法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专业知识，就能确定是要与权威专家交谈、还是与广泛人群进行更多的互动。而换个方向从纵轴上看，有些方法越来越趋向定量和科学证据，而另一些则需要创造性思维。

缪其浩：在创造性研究方法中有没有考虑到设计思维？

 鲍珀博士：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设计思维，即不仅仅是做预见、一般意义上的分析，这方面一直以来都做得不够。我在演讲中提到兰德公司帕迪研究生院是如何重组自己的。重组的一个原则就是引入更多在设计群体中而非分析群体中的典型方法和指南。另一个原则是，更少让教授站在讲台前，而是提供一个工作室，各人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许多方法可供选择，这张图真正告诉我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足以让你看清问题的完整图像，但是根据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你可以选择更靠近某个菱角的方法。例如，我的偏好是这样的，如果我想要为规划部门或政策制定者做预见研究，我会从菱形图最右角的“互动”开始，例如举办研讨会和互动，这些活动可以让参与者、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官员帮助我，同时也让我帮助他们，理解什么是他们想要实现的可信愿景。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专家访谈，获得专业知识观点，我们可以参与情景描述，使思考更具创造性。然后我可以将其归纳为框架模型，这类在高度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应该采取这些分析技巧及功能。这就是我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而对于另外一些问题，就可能需要不同的方法组合。有时他们强调某件事，情景描述可能是最常见的方法。SWOT分析也很常见，但这些往往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路径，我对此方法的疑问是它不允许你动态地去思考各种优点、弱点的变化等。

缪其浩：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各行各业的热词，能不能请你谈谈这些技术对于科技政策研究的潜在意义？

鲍珀博士：很多年前我在兰德试图通过计算机处理大量证据来获得一些新的见解，但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工具可以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人工智能在科技政策领域的实际应用。关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讨论似乎侧重于机器的决策，但我相信人工智能应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而不是取代人类。

缪其浩：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学习时，注意到一个现象，那里的很多教授都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科技政策的制定涉及许多专业知识，所以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可能会有各种专业的全日制教育背景。但我感觉，即便没有统计数字证明，他们大多数就像你一样是经济学家。

从事这方面工作多年之后，我认识到科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而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核心就是合理分配有限资源以达到最大的效率和效益，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在政治、伦理和环境等约束条件下进行。这不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使命吗？这个看法对吗？

鲍珀博士：我不能确定你是否完全正确。科技政策是一个有趣的领域。直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学术领域，人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以我自己为例。我的本科专业是生物化学。毕业时，我发现想要的职业不一定是在实验室，我对一个更大的问题感兴趣，即如何在更大的图景中认识科学和技术。我实际上有一年没上学，只想弄清楚我想做什么。我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尽管我不是学生但会去教授办公室探讨那些我感兴趣的事情，而让我惊讶的是，对这些东西最感兴趣的人是经济学家，我从未在本科学习经济学，因为我认为这是关于金钱的。后来我发现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我们如何做出决定，这是一个政策问题。

美国有个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这个协会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让一些在物理学、分子生物学或天文学方面有博士学位、对政策感兴趣的人到华盛顿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密集短期课程，之后他们会在政府部门内找个合适的职位。其中有些被称为AAAS研究员，在其专业能力合适的情况下，可能为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工作，也可能到国务院工作。我们的想法是将他们的科学背景和培训纳入这一政策空间，在这个领域，他们既可以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又可以学习理解政策和决策过程。一年之后，许多人会继续留在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职业生涯的领域，更多地参与政策相关的工作。

缪其浩：如果我没听错，他们的培训仅仅只有两周时间，这点时间够吗？

鲍珀博士：这足以让他们了解基本理念，并让他 们了解机制、政策机器的运行、各部分如何组合在一起。在美国，谈论联邦研究和开发预算，只有把那些部分放在一起才有可能。研究和开发的单项预算分配给国会内的19个不同的委员会，这19个分布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委员会将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所以要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资金分配和授权等方面有什么差别。因此，要告诉他们多年来美国有多少研发资金由政府资助、多少由私营部门资助。

我第一次进入这个行业时，公共部门研发支出是私营部门的两倍，现在情况正好相反，私营部门比重很大。所以要让他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两周够了吗？当然还不够。在他们担任AAAS研究员期间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与AAAS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年的学习过程。

缪其浩：你让我明白了经济学家的工作确实是决策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鲍珀博士：是的，当你谈到选择问题时，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例如，公司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如何影响行为使其更具创新性，等等。所以这是一项有用的技能。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接受过科学和技术政策方面的正式培训。相反，那些工程师、地理学家、化学家，当他们发现自己对政策感兴趣，就会逐渐将其发展成为职业，他们一般先减少实验室工作量或者完全离开实验室工作，然后加入到智库机构或成为国会工作人员。

国会的委员会有很多工作人员，而且他们通常很能干，是非常优秀的员工。国会议员本身可能并非如此，但是为他们工作的人一般都非常敏锐，他们对各个委员会很有帮助。

缪其浩：非常感谢你花费宝贵时间与我分享了对科技政策智库的见解。这些见解对我非常重要，在那本将要出版的书里肯定会体现出来，同时也促使我们更好地思考，做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