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经济展望——中国民间智库对2011年的观点

• 研究报告 2010-12-24

　　第一部分 趋势分析　　2010年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复苏之年，对中国经济则是一个调控之年。　　在金融危机后各国推出强刺激措施后，全球市场处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制造的流动性汪洋之中，但实体经济的复苏极为缓慢而脆弱。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与主要发达国家并不同步。由于中国政府绝对掌握了财政资源、金融资源和政策资源，中国的刺激政策比其他国家有更大的力度，再加上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较大、经济体受金融危机直接冲击较小等原因，在经过2009年的强刺激后，2010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了过热迹象。在美欧日中等几大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率先启动了"退出"政策，以2010年10月19日中国加息为契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开始分道扬镳，进入了加息周期。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0.6%，估计全年将达到10%，GDP总规模将达到374558亿元人民币。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将进一步奠定全球第二的规模地位。　　中国在2010年开始的紧缩性调控，将会在2011年持续，在"十二五"规划的大背景下，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也将在2011年拉开大幕。整体而言，2011年将是一个政策回归常态的收缩之年。然而，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巨系统而言，变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中国在2009年和2010年已经刺激起来的庞大经济列车，并不会因为政策风向的适度收缩而显著降低速度。诸多看似矛盾的因素在影响着2010年的中国经济--既要保增长、又要抑制通胀，中国政府面临换届过渡，中央紧缩与地方扩张，大上项目与结构调整，以及外部经济环境改善等多种因素，都会综合作用于明年的中国经济。　　我们判断，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明年中国经济仍将维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9%－10%。这在安邦对GDP增速的区间定义中，属于"高速增长"的范畴。在全球和国内的流动性环境之下，如果不出台断然调控措施，中国的通胀水平将会持续上升，全年物价指数将达到5%或以上水平。　　表1：安邦GDP增速区间定义表　　高速增长 9%以上　　强劲增长 6%－9%　　温和增长 3%－6%　　微弱增长 0－3%　　负增长 0%以下　　一、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有所放缓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国内和国外总需求增长的预期与产能之间的缺口，信贷政策和政府的主动性刺激政策。在近两年的强刺激政策之下，中国经济强化了对投资的依赖程度。　　图1：过去历年中国信贷与投资增长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安邦整理。　　2009年，在4万亿投资计划启动和近9.6万亿新增贷款的推动之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增长30.5%。今年由于严控新开工项目的增长和新增贷款约减少近2万亿的调控之下，前11个月增速放缓至24.9%。　　我们预计，由于以下几个因素，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　　首先，政府的4万亿投资已在2010年基本投入完毕。按两年内均衡投入来算，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因此减少2万亿。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为19.4万亿，2010年按增长25%计算，刺激计划的退出，将导致2011年投资额有近8%的负增长。　　其次，中央政府后年就要换届，目前经济形势良好，但经济结构失衡。再考虑到目前比较严峻的通胀形势，中央政府选择继续放缓投资增速的概率较大。今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坚决防止借"十二五"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这为控制盲目投资先定下了谨慎的基调。　　第三，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都没有高速增长的预期。在钢铁、水泥、汽车、各种家电等主要产业中，国内总产能大多数都是过剩的。这与上一轮宏观调控前期的2004年不同，当时虽然通过"铁本"事件打压了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但钢铁、汽车等产能实际上处于快速扩张的新起点。贴近市场的企业家感受到了真正的需求增长的前景，因此即使调控政策压制，也无法遏制投资的增长。在内需方面，国内贫富差距大、收入分配改革不大可能有大的突破，大幅减税更是一种奢望。家电、汽车下乡和小排量汽车减税刺激已将一部分需求提前释放。在外需方面，对多数经济体的出口都会有增长，但无法恢复25%左右的高速增长。同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对中国低端出口制造业的压力较大，也会限制中国出口的增长。　　第四，2011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转为稳健。由于明年年内表外贷款将全部转入表内，新增贷款有可能达到低于8万亿的水平。初步估计，今年国内表内贷款约7.8万亿、表外约2万亿，信贷增长总额仍高达约10万亿，与此相比，明年的信贷增长规模将减少近2万亿。经过一年的紧缩调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无序增长已得到初步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新增部分，在去年曾占了全年新增贷款总额的1/3左右，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银监会在2010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上半年，平台贷款余额约7.66万亿元，比央行半年前的统计增加不到3000亿元。估计明年国内仍将继续严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这将压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第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不大可能在明年马上变成新的投资热点。在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内的技术较为落后，盈利前景渺茫，在政府并未出台大规模财政补贴政策的情况下，除了高速铁路由于有财政拨款的推动可以实质性地扩大建设规模外，其他行业适合在资本市场作为炒作的题材，而社会资本可能会保持观望，不会在明年就大规模进入这些领域。　　综合国内外多种因素，我们判断，2011年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会放缓至20%左右。但要指出的是，明年中央是否会大上项目仍是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如果中央不能克制投资冲动，那么明年的投资增速将极有可能超出20%。　　二、2011年货币政策调整将会相机而行　　展望明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我们首先要考虑外部的经济环境，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日本虽然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经济体之一，但目前尚看不出日本有摆脱长期衰退的迹象，因此，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美国和欧洲。　　在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保驾护航下，美国的资产价格趋于稳定。房地产价格有触底回升之势，道琼斯指数也稳居万点之上。这有利于稳定美国私人部门的财富水平，改变民众的消费预期。不过，劳动力市场由于结构性失业严重，美联储的印钞机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期待市场缓慢地自我调整。可喜的是，美国各大企业的盈利水平保持在高位，现金充沛，只是因为对未来形势和美国的金融改革存在不同看法，美国企业暂时不愿扩大招聘 。下一阶段，企业若继续提高分红，能增加民众收入，提振消费；若增加招聘，更可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11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持续出现下降。从目前形势来看，如果不出意外，美国经济在2011年可能会有出人意料的复苏。　　相比之下，欧洲的经济形势则更为严峻。为了降低国家负债率，恢复欧元的币值信用，欧元区国家明年都将实行力度颇大的减赤行动，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纷纷出台了冻结工资、裁撤岗位等措施，以求节衣缩食度过寒冬，这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影响到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在一派低迷之中，欧元区"领头羊"德国能否延续今年的强劲表现就显得很重要了。现在看来，德国经济的回升势头将会延续到明年。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除非美国的通胀率明年显著上升，美联储就没有加息的必要。另一方面，在欧元区各国都在进行财政紧缩之际，欧洲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可部分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这意味着，外围市场的低息环境仍将持续。在此背景下，明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比起2009年和2010年虽有收紧，但比金融危机前的正常年份还是要宽松得多。这是因为在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中国央行并不能完全决定基础货币的投放。而且，如果将银信合作的扩张和票据融资的压缩计算在内的话，2010年的实际新增贷款达到了10万亿左右，与2009年相差无几。考虑到贷款惯性的存在，若在一年之间大幅削减新增贷款，恐怕会对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见图2）。因此，预计2011年国内的新增贷款目标至少应在7万亿以上，最后的实际新增贷款更可能达到8万亿。整体而言，流动性宽松的环境不改。　　首先，今年10月、11月的PPI增速已止跌回升，如果PPI在未来几个月继续走高，创出"双峰"的形态，考虑到PPI的传递有半年左右的时滞，明年下半年CPI也会受到影响（见图3）。其次，春节过后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新一轮的工资谈判，今年物价的上涨以及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将包含在劳动者预期的工资增幅中。如果最终工资的涨幅较大，那么新形成的购买力又会反过来助推通胀，从而构成工资与通胀的螺旋追赶。第三，进口成本可能继续上扬。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一般都包含了通胀预期，从今年的情况看，原材料进口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明年基本上将延续这一势头。国际石油价格现在已接近90美元/桶，明年极可能重返100美元以上。总之，明年全年的通胀率很可能在5%左右。　　在这样的形势下，央行仅靠数量型调控是不足以有效控制局面的，利率和汇率这两项价格型工具也必须使用。在利率方面，受制于欧美央行的低息与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大可能扭转负利率的局面，而两年期存款利率有望渐渐调升至略高于通胀率的水平。　　在汇率方面，安邦研究人员仍然认为，人民币小幅渐进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这可以部分抵消某些进口产品涨价的影响，人民币的升值空间要视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变动而定，汇率的变动必须框定在不会大幅削减中国贸易竞争力的范围内。大致来看，2011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会有3%－5%的升值幅度。在某些时段，来自国外的政治压力可能会加剧，将造成某一两周内数百个基点的剧烈变动。在2010年，这种突然"小跑升值"的情况就出现过几次。至于调整利率与汇率的具体时间和节奏，则是一个相机抉择的过程，但在方式上将会倾向于交错渐进，以尽可能地降低跨境货币套利带来的影响。　　三、2011年进出口及FDI仍将波动上行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010年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复苏，我们过去预期的最大经济变数，以较为乐观的方式展现出来。　　在出口方面，中国前11个月出口额累计14239.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前11个月进口额1253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今年无论从进出口绝对额还是增速来看均大大超过去了去年同期水平，这也显示出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正在逐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在快速复苏。　　对于明年的出口形势，目前各个机构的预测不尽相同，但给出的出口增速都比较低，大致在10%－15%左右。但在我们看来，判断明年中国的出口，要客观评价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从内部来看，虽然人民币升值预期给出口商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在今年的后半年里这一因素已经基本被企业消化，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不会采取激进的策略，因此，这一不利因素对明年出口形势的影响会大大降低。　　从外部来看，外部需求的两大市场--欧美经济体在2011年的需求会出现不同的表现，美国虽然复苏缓慢，但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内部复苏的动能在不断增加，我们预计2011年美国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复苏态势，进口商品数量会全面上升。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情况是被认为今年表现最糟糕的，欧盟内部各个国家经济状况不一，多个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但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德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增长达到2.2%的20年来的最高增速。最新数据显示，受圣诞前销售额带动影响，今年德国零售业业绩上升。德国财政部表示，德国第四季度经济全面回升，动力来源于强劲的国内需求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汉堡经济研究所将德国2010年经济增长率由原先的3.5%上调至3.7%。此外，虽然预计2011年欧盟财政紧缩会影响其消费需求，不过欧盟国家消费萎缩可能会减少对较为高档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但可能会增加对来自中国的低端消费品的需求，在历次经济转坏之时，消费者都会扩大对低价商品的需求，而这会明显增加对中国商品的需要。因此，综合来看，中国明年的出口形势仍会得到较强的支撑。我们预计，中国2011年出口增速会达到20%以上，这显著高于不少机构15%左右的预测。　　在进口上，从国内因素来看，我国目前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直接决定了我国需要扩大相关产品的进口，比如持续购进资源性产品以缓解国内资源紧张。同时，国内相关政策也在鼓励对进口规模的扩大，除了商务部明确表示要鼓励扩大进口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明确表示了，要"扩大进口规模，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此外，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也会加强国内的购买力，有利于进口的扩大。从外部因素来看，发达经济体普遍开始努力扩大出口，比如美国实施的五年出口翻倍等，这些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内的进口规模。综合来看，中国进口有着比较有利的条件，2011年进口增速会在20%左右。　　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今年前11个月FDI金额为917.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73%，自去年8月以来连续16个月保持了正增长势头。在我国资本项目尚存在管制的情况下，有将近一半的热钱是通过FDI的途径进入到中国的。实际上，由人民币升值加快所引发的热钱追捧，将成为FDI短期内向上攀升的重要因素。因此，预计我国2011年FDI仍会基本保持一个波动向上的增长势头。　　四、2011年中国消费将逐步走高　　中国的国内消费是近两年政策上的"重头戏"，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政策要大力加强的重点。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是中国消费社会建设起步的一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同比增长15.5%。这种高速增长状态在2010年前11个月更上了一层楼，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3000家重点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8.6%，1－11月份，全国3000家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8.0%，比上年同期提高11.3个百分点。　　在国内消费的高速增长中，相关政策起到了足够的拉动作用，其中，又以汽车和家电等大宗消费品表现更为明显。例如，在汽车下乡和税收政策优惠的刺激下，汽车销售延续了2009年的高增长态势：1－11月，汽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1640.01万辆和1639.5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3.71%和34.05%。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国家优惠政策对汽车销量的影响极为巨大，大致在20%－30%之间。此外，汽车消费对整体消费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显著，今年1－10月，全国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达到4.6万亿元，其中汽车的零售额1.3万亿元，占到28%。　　随着优惠购置税的取消，过去两年的汽车消费井喷现象势必进入一个下行通道；同时，连续几年的家电、摩托车、汽车等下乡政策对农村消费的拉动也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但这并非是2011年消费将走下坡路的信号，相反，我们认为，今年消费的变化特征已经表明，高速增长将是一个长期现象，中国今年月均消费总额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这也显示了国内消费增长的强劲势头。　　更重要的是，"十二五"期间，通过拉动内需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在政策上被寄予厚望。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指出，以前的一些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明年和后几年里，将转向为一个长期的、机制化的激励政策。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政策退出可能造成消费在一定时间和某些领域出现短期下滑，但整体来看，一些有利于消费的长效政策将取而代之。这些政策伴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势必成为消费社会建设的"主引擎"。　　此外，影响2011年消费走势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通胀。就目前的物价走势和货币投放情况来看，明年CPI超过4%几乎没有悬念，而在我们看来，全年达到5%也非常有可能。一般来说，一定程度的通胀水平会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由于市场消费倾向于"买高不买低"，将远期消费变成即期消费可能是市场在较高通胀环境下的普遍选择。　　明年将进一步扩大的城乡户籍改革也会为消费推波助澜。在中国逐步丧失劳动力优势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农村劳动力吸引进城市，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从今年的情况看，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相继展开了户籍改革。随着大批农民进城成为市民，消费水平毫无疑问将被整体推高，因为根据历史统计，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以上。　　故此，我们认为，2011年中国将在稳固今年总体消费成绩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全年增速将达到18%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0%。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部分政策可能会对消费形成干预。比如北京的"治堵"政策每年限制只增加24万辆车，停车费增加，不仅会大大减少汽车销售、造成汽车相关产业的萎缩并引发失业，还会减少城市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造成城市经济活力下降。由于中国各地的"城市病"相同，交通拥堵情况基本相似，今后"治堵"措施可能在多个城市普及开来，对中国未来的城市消费可能造成可观的影响。这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一个变数。　　第二部分 主要风险分析　　一、高铁建设将成为下一轮金融风险的高发区　　在中国2011年的投资领域中，高速铁路将成为绝对的明星。高速铁路在国内拥有两大政治和经济地位：一是被认定为国内少数"通过多年引进、吸收与创新，目前已全面掌握高铁相关核心技术"的产业领域。二是国内少数能够成系统地对国际市场出口、并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制造业领域。　　在中国推动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之下，高速铁路建设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标杆。中国政府已将高速铁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承诺今后将在财政投入、建设用地、技术创新、经营环境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中国目前是全球高速铁路投运里程和在建里程最长的国家，截至2010年11月底已投运里程达7531公里，在建里程1万公里以上；按照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当前的建设进度，到2012年中国将建成42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高铁总里程将超过1.3万公里；到2020年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　　庞大的高铁建设是以巨额债务为代价的。据一份由国家审计署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服务中心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2009年末，铁道部负债总额已达到了惊人的13033.86亿元，其中长期负债约8548亿元，流动负债为4486亿元（包括短期负债约882亿元，应付款约3604亿元）。从2006年至今，铁道部发行铁路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以及铁路建设债券共计5627亿，目前已兑现的还不到1000亿。而民生银行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快速增长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部门在2009年支付的利息已达到400亿元以上，未来有可能超过1000亿元。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其中新建高速铁路1.6万公里。这1.6万公里高铁的建设资金，将有一半以上来自债务融资。如果以修建1318公里长的京沪高铁需要投入2200亿人民币来静态计算，新修1万公里高铁的投资额将达16700亿元人民币。　　从现在运转的高铁运输收益来看，无一盈利。2009年4月通车运行的石太客运专线，第一年亏损达8亿，2010年亏损估计接近9亿。沿海铁路于2009年9月开通，当年亏损达3.77亿。郑西高铁于2010年2月开通，全年收入预计约为6亿元，但每年银行贷款利息就达11亿元之多。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京津城际铁路，在2008年8月1日开通以来的一年多时间内，亏损额就超过7亿元，估计2010年仍然亏损3亿元左右。当初的京津城际快线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到2015年京津城际快线的单向客运人数在1500万左右，双向3000万人，但实际情况是，从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9月底，京津高铁共运送旅客1870万人，只有预期人数的62.3%。有铁路研究人士预测，目前已经运行的高铁，收益期至少在20年以后。但20年后能否盈利，也是个未知数。　　中国的铁路建设主体是铁道部，从2014年开始，铁道部将迎来还债的高峰。如何还这笔债？铁路偿债的首要资金来源是铁路建设基金，每年税后在500亿元左右，但2009年铁道部还本付息的资金就为733亿元，今后几年的还债规模还会继续增加。据铁路系统人士透露，铁道部有意将高铁建设的债务和股权装入一个新的资产管理公司中，通过资产抵押或者行政剥离方式，使铁道部实现自身无负债运行。这种手法与过去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做法异曲同工。铁道部的负债到底是什么性质？在我们看来，铁道部走的是以政府之名、行企业之实的"灰色"路线，虽然但它既不同于财政负债，也不同于国企贷款，但本质上属于财政兜底的政府负债，最后需要纳税人来掏钱。　　超前大建高铁，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会有很大影响。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曾分析，超前建设的超前部分，总是要反映到当前货币表现上面，形成通胀。现在把钱很快花出去了，但将来能否实现功效则不确定，这个时候货币就会表现出来当期的膨胀和扩张。通胀总是与经济效率相关，而高铁的超前建设恰恰就存在很大的效率问题，形成了高铁建设的金融风险。从目前来看，铁道部方面始终存在重投资、重建设、轻管理、轻运营的现象和倾向。这当然为铁道部争取到了更多的政策资本，但高铁建设中潜藏的金融风险则会在未来逐步发酵并恶化。这也许应了一句话，现在超前花大钱，"总是要还的"。　　二、"国家资本主义"强化是中国市场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刺激经济的政策，投入了大量的金融与财政资源。这些政策在刺激中国经济迅速过热的同时，对中国市场有何深层的改变？会带来何种影响？　　追踪研究近两年的财政、金融资源的流向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钱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以金融资源为例，在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信贷中，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过去一年的融资额增长可能达5万亿。"4万亿"投资计划的落实，大部分也落在了政府投资项目，许多基建、高速铁路、能源等大项目的主导者，也是国有企业。就连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房地产领域，国有资本近两年也是狂飙突进，不计成本拿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　　国有企业的势力扩张，再加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的自信心急升，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纽约政经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创始人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曾在分析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时，曾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感到担心 。过去几十年来，私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消费者、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在受监管的自由市场模式下占据了支配地位，全球经济也与这一现象变得愈发息息相关。但除了自由市场模式外，还有一种国有资本模式，而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能力上升，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过分自信以及中国模式的不同，这造就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布里默预计，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之下，中国将变得越来越不会对跨国企业开放。　　中国是否正在滋长国家资本主义呢？客观来看，我们认为的确存在这种迹象。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及国有经济体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运营者。观察近年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国家参与市场的力度一直在加大。　　首先，它表现为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的财力迅速增加，2009年中国政府的收入超过6万亿人民币，2010年的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但这只是中国政府掌控资源的极小一部分，如果算上土地、矿产、国有企业等资源和资产，中国政府堪称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掌握着如此巨额资源的政府，每一次调控经济时，都会在市场中掀起滔天巨浪，令企业之舟飘摇。　　其次，国家资本主义还表现为国有经济体的市场控制力增强。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带来一轮国有经济的强化--它不一定是总体规模的增加，而是表现为对关键市场领域的控制力增强。这在金融、石油、电信、钢铁、航空、铁路、矿山等多个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形成了一次次的"国进民退"。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市场化了的国有企业相互"结盟"，通过市场准入优势抢占了新生的市场高地，通过资产收购结成更广泛的利益群体，进一步固化了利益集团的格局，对市场的控制能力比过去更强、更坚韧。　　此外，国家资本主义不仅表现在国内市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中，国有经济体也是当然的主流，不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实业资本，不管是绿地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国有经济体的能量都要比分散化的民营企业大得多。换句话说，国有经济体才是国家意志在国际市场的主要实现者。中投公司这类主权财富基金的出现，意味着国家财富以金融资本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体现。　　这些变化在中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们是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这些变化的背后，除了中国的政府部门逐渐滋长的自信和骄傲，还有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对市场利益的疯狂占有和自我强化。国家资本主义泛滥的市场，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竞技场。如果国家资本主义的增长使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自负地相信，我们按自己的方式也能成功，不必考虑世界通行的规则，也不必继续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转型，那就相当糟糕了。因为这会让中国忘记还需要进行哪些改革，也会使得未来的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加不利。　　三、明年中国的税负环境将会恶化　　从财政能力来说，中国今年仍然保持了极高的增速。今年1－11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76740.51亿元，同比增加了13347.41亿元，增长21.1%。其中，中央本级收入40240.46亿元，增长18.1%；地方本级收入36500.05亿元，增长24.5%。全国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68332.36亿元，增长22.7%；非税收入8408.15亿元，增长9.1%。由此可见，税收增长是今年财政收入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虽然今年的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但2011年仍将成为增税之年。虽然有关部门在酝酿结构性减税，但减税方面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而在增税方面，则名目繁多。　　国家发改委官员谈到税制改革时曾表示，中国要进行税制改革，重新设计税种，重新设计税收的分享比例，重点是要健全地方税的体系，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要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限。在税改的内容方面，除了个税与增值税改革之外，其他还包括房产税、环境税、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一系列增税的内容。很显然，中国将借着税制改革，开始一轮系统性的加税过程。与过去长期研究讨论税制改革的可行性不同，这一次的加税不容置疑。　　既然增税的大格局已经确定，剩下的就是如何"拔毛"的问题了。中国政府已经很有钱了，2009年财政收入已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虽然政府的花销也很大--奥运会、大阅兵、世博会，再加上不断抗震救灾，但中央如果一刀切地开征新税，也要考虑市场的反对和承受力问题。特别是，房产税、资源税以及今后可能推出的环境税，如果要严格执行，都是一些涉及面甚广的"硬骨头"税种。如果新增税种与地方的分享不足，地方政府不配合，那么中央增税的难度会更大。　　明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地方政府面临转变增长方式、调结构、节能减排和房地产调控等多种调控，不少地方的高耗能产业、房地产业都会受到约束，地方财政收入将会受损。如果不加以补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很可能恶化。　　不过，中央部门已经想好了对策，在新一轮税改制度设计中，新增税种的分享将向地方政府做较大的倾斜。如此安排的目的，一是适当弥补过去地方事权与财权的极度不平衡，二是要获得地方政府对于推出新税的支持。因此，通过向地方让一部分利益，中央实际上将地方政府推上增税的第一线，目的还是为了把新增税种尽快推上轨道。　　在减税与加税之间，孰先孰后的政策安排也颇能反映政府的意图。财政部的政策人士就曾表示，"结构性减税应该有合理的结构性增税作为配套"。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在说增税要先于减税。在财政部看来，地方政府还未形成完备的地方税体系，如果没有资源税相对充分的发展和房地产税的破题与确立，如果先行贸然实施增值税扩围，必定导致中央和地方财力的矛盾更难处理。为此，财政部人士建议，应该先落实增税项目，如资源税要扩大区域覆盖面和税目覆盖面，要尽快解决房地产税的推出问题，要把房地产税和资源税打造成中国地方税体系的支柱--西部以资源税为支柱，东中部以房地产税为支柱。在加税之后，才谈得上再来减税。　　无论是从发改委还是从财政部的表态来看，增税的政策已经是箭在弦上，在明年的减税政策落实之前，加税政策将会次第推出。不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来说，明年肯定会面临一个税负加重的环境。尤其是在国内财政支出增加、政府财政"吃紧"的背景下，今后的税费征收的执行力度可能会大大加强，在中国国情下，这比税费名目增加对企业的影响更大。一个注定更加恶化的税负环境，将在通胀压力增大的明年等候在国内市场面前。　　四、投资会不会失控的关键看中央　　虽然我们判断明年的投资增速会有所放缓，但这是在正常前提下的预期。所谓正常情况，是指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立的基本方针都能按计划落实，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真的能回归常态。　　然而，今年也隐隐存在一些迹象，可能会导致明年出现投资失控的风险。　　一是相当一部分的地方准备在明年开始的"十二五"期间高速发展。据国内媒体报道，根据各地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目前已有黑龙江、广西、贵州等省份明确提出了地区GDP总量甚至人均GDP五年翻一番的目标。重庆则提出，到2015年，人均GDP翻一番达到8000美元，全市整体跨入现代化阶段。而要实现GDP翻一番，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至少要达到12.5%。　　有类似想法的远不止上述四个省市。内蒙古和天津尽管没有直接提出五年GDP翻一番，但天津提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保持全国前列"，内蒙古提出"主要发展指标继续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近年内蒙古和天津的地方经济总量增速已在15%－20%之间，以此速度，五年GDP肯定要突破翻一番。此外，河北等省也对"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摩拳擦掌。　　整体而言，众多中西部及北方不太发达的省份，都定下了颇为激进、与"十二五"转型很不相称的经济目标。如果任由地方按目标行事，明年将肯定是一个经济过热之年！　　二是各个行业的准备的发展规划十分激进。如中电联最新发布的《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研究报告》提出了电力行业到2015年及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将作为确定电力行业"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参考。该《报告》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4.37亿千瓦左右，年均增长8.5%；"十二五"期间全国电力工业投资将达到5.3万亿元，比"十一五"增长68%。这相当于平均每年的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在核电领域，据核能行业协会的计算，如果到2020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目标为7000万千瓦，在建规模为3000万千瓦，总的投资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在2010－2020年的10年内，每年的核电建设投资将在700亿元以上。　　在铁路投资上，未来5年内，铁道部计划每年的铁路投资额平均约在7000亿元左右。五年的投资总额是3.5万亿，比"十一五"的2.2万亿要增加1万多亿元。　　在近两年热门的物联网领域，国家发改委官员已明确表示，国家"十二五"规划已提出，要发展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基础设施，推进物联网的应用。据称，"十二五"期间，物联网将重点投资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物流等十大领域，其中智能电网的总投资预计达2万亿元。　　在水利领域，由于痛感今年国内旱涝灾害、泥石流灾害频发，水利部门已提出，2011年我国水利投资总额将比今年增长1倍，达到4000亿元。此项投资政策还有可能长期延续，未来十年内投资规模可达数万亿元之巨。　　值得注意的是，已被列入未来发展战略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系列有政治保障和财政保障的重点领域。此前有海外媒体报道称，未来5年，中国政府将出资10万亿元人民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其中政府投资比例为5%－15%，以此带动社会资金投入。根据国家制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步走"策略，安邦研究团队进行的匡算显示，到2015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要达到4.5万亿元，到2020年的增加值则要超过12万亿元。与2009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15.8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要达到目标，高强度的投资必不可少。　　表面看来，投资冲动来自地方政府，GDP导向也成了地方政府的"专利"，抵触节能减排的也是地方政府。但讨论这些问题如果忽略政治体制因素，就是很不客观、很不公平的，也无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安邦研究人员看来，国内的投资冲动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在地方，但根源则在中央 。从上面列出的现象可以看到，高速铁路、载人航天、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飞机等很多大项目都来自中央，实际上，奥运会、世博会、建国60周年大庆、亚运会何尝不能看成是中央的大项目？这些中央级的大项目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具体的项目投资、基础建设，还有好大喜功的投资风气，以及重速度、重规模、轻质量、轻效率、缺创新的GDP导向。上行下效的规律，在当代中国经济生活和政府执政中同样存在。　　因此，明年国内的投资会否出现意外失控的风险，关键要看中央是否能真正抑制住自己的项目冲动。　　五、"十二五"因素与"十八大"因素对明年的影响　　"十二五"从2011－2015年，而"十八大"则要到2012年。表面看来，这两个因素与2011年中国经济和政策的关系不算太大，实则不然。　　中国经济有所谓的"五年周期律"，这往往与"五年规划"和官员任期相关。每到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要扬鞭起步，投资项目一般要大上多上；第二、三年是加速之年，经济速度不能低，项目投资要跟上；第四年则要看到收成，是否有政绩，往往这时候见效；第五年是收官之年，如果没有连任，本地经济发展的策略往往要改弦更张，投资增速会放缓，在下一个五年到来之前蓄势。　　"十二五"和"十八大"这两个特殊的时段，刚好要在2012年交汇，这使得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策略变得有些特殊。说的直白一些，本届政府要在2012年交班，下一届领导核心要接任，新旧班子如何看待未来的形势发展？希望如何分配中国的经济资源？打算制订什么样的发展政策？这些现实问题都会从明年开始就要体现。　　这里就冒昧地对中国领导层的政策思路揣度一番。一般而言，现任决策层关注的是如何收官，在任内画上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不要出乱子，结尾最好还能辉煌一些，各方面都能突出政绩。因此，在困难较大的深层改革方面，如果此前没有启动，未来两年也不大可能启动，除非是形势所迫。在资源投入和经济增长方面，本届政府可能会倾向维持较快的增速，以及投入较多的资源，在明年有一个较好的政绩表现。　　但对下一届的决策层而言，心态和期望都不相同。他们是接手者，在"十二五"的中途希望承接什么样的经济"棋局"？一般而言，新的决策层比较希望看到的，是付出成本进行调整和改革之后的格局，而且还是一个较为平稳的局面，同时，希望上一届政府积累并保留了较多的经济资源，能为下一个发展周期打好底子。新领导层最不希望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经济资源消耗太大、同时又遗留下众多问题的经济社会系统。　　具体而言，新的决策班子应该希望看到，明后年中国维持较对较低的经济增速，以及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在财政上不要有太大的赤字，也不要追求过快的投资增速，到处铺摊子，上项目。在货币政策上，最好能适当紧缩，为今后的政策变化留有余地和空间。在结构调整方面，这两年最好有较大力度的推动，能够在2012年有较为明显的进展，能够为以后的发展提前布好局。　　安邦研究人员注意到，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布的政策，在紧缩力度上并不明显，甚至显示出了对明年保增长较多的关注。而在此后的全国发展与改革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透露2010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仍然是"保八"，物价目标是4%。对于信贷增长目标，官方学者披露的数字则在7万亿以上，并未显出明显的紧缩。如果从新旧领导层交班的立场来分析，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逻辑。　　我们判断，明年的宏观政策将在已经确定的转向的大格局下，体现出注重平衡的特点。既要保增长，又要抑制通胀，防止经济过热，既要推动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又要在某些领域维持投资力度，寻求扩张。这种相当复杂的"平衡"的要求，历史经验表明通常都是很理论化的，更多的时候经济政策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政策频出。　　第三部分 战略情景分析　　一、老龄化情景　　中国对老龄化的前景有所顾忌吗？没有丝毫的顾忌，没有丝毫的准备，老龄化在中国完全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社会大众以及经济组织对此几乎毫无察觉，用一种麻木不仁的姿态来迎接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我们现在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电视中活跃的娱乐人物越来越年轻，那些大眼睛妹妹的年龄越小越易受到追捧，而无论是在视频中，还是在镜头中，这样的小年龄娱乐人物也越来越多，投资者也愈加愿意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加大注码。虽然不时听闻，这些骄傲的小小娱乐人物与娱乐公司解约并且闹出不愉快的新闻，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娱乐公司对此的看法，继续坚持不懈地投入，推出年轻娱乐新人。　　也许娱乐界的情景还不能说明问题，发生各种商业机构中的现实则可能更加贴近我们的实际。长期以来，中国商业机构中的秘书一职都是由年轻女性担任的。无论是电影中，还是现实中，你都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年轻而漂亮的女秘书走进老板的办公室，手里抱着一捧文件和资料，要求老板阅览。而在西方已经发生老龄化的国家，情景则不是这样的，笔者就亲眼所见，比尔·盖茨的秘书是一位头发花白的男性老者。而在很多香港的金融公司，前台坐着的不是一位时髦的小姐，而是一位彬彬有礼、态度沉稳的老年女性。要知道，这些金融公司的名称可都是大名鼎鼎的，无论哪一个都是华尔街的巨头。　　情景上两者的分别表现了什么样的实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老龄化的认知。一旦老龄化真正得到认知，社会和商业组织感受到老龄化的压力，政府开始施加影响力，真正关注老龄化问题，则中国的情况也将立即会变得与国外一样。　　一般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达总人口7%（新标准），就是"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为"老龄社会"。在中国，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8.3%，比上年升0.2%。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2%，比上年升0.4%。所以从数据来看，中国毫无疑问已经就是老龄化社会了。之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敏感，原因仅仅在于城市化造成了年轻人向城市的集中，补充了年轻人群体。但我们都清楚，这个过程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必须知道的是，中国的人口和中国的劳动人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中国的人口来说，我们是人口大国，但作为劳动人口的中国来说，我们又是人口小国。我们可以简单估算一下 ，中国有13亿总人口，其中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12%，因此去掉老龄人口的中国就只有11亿人口了。然后，0－14岁的儿童按照20%计算，则人口只剩8亿人了。如果按照男性和女性50%的比例估算，由于女性要照顾孩子和家庭，并不计为有效劳动人口的话，则中国剩余的实质劳动人口仅为4亿人左右，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吃饭的人有13亿人，干活的人，只有4亿，这是一个相当艰险的人口数字。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预计在2017、2018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未来将会怎样？　　我们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会遭遇越来越多的攻击和声讨。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一种财政盈利政策。虽然现在有一定的放宽迹象，但很明显的罚款将是依旧的，只是多少的问题。所以，如果将历年的数字统计起来，这必然将是一个惊人的财政数字。利益攸关，即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彻底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最后也未必就能得到基层政权的响应。在这方面，冲突和矛盾是存在。　　社会将会出现悄悄地改变，老年人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电视的主持人更多的将是花白头发的老年人，电影明星的实际演艺年龄也将会延长，办公室秘书的工作更多的是由"夫人"而不是"小姐"来承担。就社会影响力而言，年轻人由于人口数量的下降，虽然得到充分的保护和照料，但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日趋下降。整个社会将从老人围着孩子转，渐渐转变为老人更多地围绕自己的生活中心转。　　社会商品的供应，更多地开始以老龄人口为开发重点。现在到商场去看，无论尺码还是款型，都是为年轻人准备的，只有价格是年轻人支付不起的，这是中国商品开发者的智商所决定的。今后这类问题会回归正途，商品的经营将会终于了解到，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有文化的老龄人口，他们有钱，有能力支付昂贵的消费品，相反年轻人则不行，他们不是主流。　　未来的中国，必然是巨大的移民社会。中国需要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周边非洲、俄罗斯、蒙古、越南、泰国、东南亚的移民。未来的中国，你在公司中使用的秘书可能来自俄罗斯，公司中的工人则大批来自越南，回到家中，你家中雇佣的工人也有可能是来自菲律宾，这样的五湖四海的用工情景已经也不远了。事实上，中国未来有1亿劳动人口的空缺，而人民币升值趋势在未来10年还可能持续，因此大量填补劳动力缺口的移民人口的到来是必然的。我们不必害怕这种趋势，我们只须完善法律，承担国际义务，中国就将会是世界上的一个令人尊敬的友善因素。　　二、通胀情景　　通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极大，不但关系到利率，而且还关系股市以及其他资产价格。所以，通胀多少，绝对不是小事。最近，有消息说，精打细算的"老广"最近纷纷奔赴有"购物天堂"之称的香港扫货"捡便宜"，大包小包里已经不再是新潮的电子数码产品，而是昔日不屑一顾的洗涤用品、酱油、蚝油、双蒸酒等。　　"到深买菜港人，平均每天两万"，这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在1986年1月11日播发的一则电稿，说的是"由于深圳农副产品比香港的价格便宜，因此香港许多家庭主妇，乘火车到深圳买菜"。没曾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两地物价已悄然逆转，昔日港人北上"扫货"，如今"老广"南下消费，图的都是一个价格差。　　有关通胀的情景还有另外的一个例子。烟酒糖茶等食品类物品一直以来就是典当行不收的物品之一。但2010年近期，随着茅台等酒类在拍卖市场屡创新高，北京的典当行开始试水高档白酒，将其归在艺术品典当类。　　一位典当行人士介绍说，"名酒可融资考虑的更多的是酒的收藏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名酒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久弥香"上，今年以来，高端白酒得到了市场的热捧，其中又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茅台、五粮液为主，动辄几万、甚至百万的白酒在拍卖会上屡屡成交，藏家对名酒的追逐热情可见一斑。据悉，折当率基本控制在评估价的50%－70%，归类也属于收藏艺术品类。　　安邦认为，中国产生通胀的原因，主要是历史发展阶段造成的。当前大量资金涌入中国市场，推高了货币发行量，同时中国尚未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对外投资虽然增长迅速，但还无法对冲掉这部分货币，成为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 。此外，城市化较为盲目，超前建设普遍，使得信贷需求急剧上升，从2006年开始，信贷发行量开始急剧上升，从以往每年的3万亿左右，到十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规模，经济热度逐渐达到发烧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通货膨胀是必然的，但如果货币政策当局能够成功将中国整体的通货膨胀控制在双位数以下，就算是相当成功的政策操作了。　　从长期的情景来看，以下情况因为通胀而可能出现。　　到香港"打酱油"的情况证明中国存在广泛的、未得到有效监控的不合理收费，这是目前阶段推高物价的主要原因之一。要知道，香港同样存在大量资金的涌入，而且很多、很快，但为什么香港就没有CPI高企的情况？显然，大陆地区对商品和经营借机收费的情况太多、太烂是主要原因。今后对此的打压预料将会很严厉，超市和超商的收费将会被要求"适度"，各级政府的行政收费将会被进一步遏制，尤其是白酒的涨价，我们预料将会遭受更为严厉的弹压。　　目前来看，最高的CPI指数为2010年11月份的CPI，达到了5.1%，为28个月以来的最高。对于这个价格数据，部分人士认为没有反映真实的物价。安邦的研究员同意这样的观点，原因在于，如果利用粮食制成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进行比较，这个价格数据的上涨幅度显然是偏低的。以白酒为例，高端白酒的价格上涨非常普遍，从茅台、五粮液到古井贡酒，价格都在上涨，上涨幅度为5%－20%不等。如果说高端白酒的价格上涨还有商家炒作的成分，那么低端白酒的普涨则显然是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直接挂钩的，炒作的成分要低一些，但问题是低端白酒的价格上涨幅度更大，有的省份甚至达到了100%的幅度。　　安邦的研究员预计，总体来看，根据粮食制成品价格推算，去掉权重的影响，当前中国真实通货膨胀率大致在8%－11%之间。我们预料，未来各种终端商品的价格上涨，大致将会围绕这样的幅度进行。　　三、农产品以及农业情景　　2010年中国农村以及农产品扮演了最为激烈的角色，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令人目瞪口呆。继大蒜价格突飞猛涨超过猪肉之后，在许多地方，黑豆价格也离奇攀升，而在福州，绿豆也卖到了一斤十块，由此，国内的网民们给难以控制的五谷杂粮价格取了一个个特殊的名字，大蒜涨价叫"蒜你狠"，绿豆、红豆、黑豆涨价被戏称为"豆你玩"，现在还有了"玉米疯"。　　以大蒜为例，大蒜是中国近年来涨价幅度最大的农产品，蒜价飙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市场上每公斤生蒜的价格曾经突破历史最高点，根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从今年4月中旬的大蒜价格开始上扬，春节后的每公斤7.5元人民币左右上升至现在超市零销价格每公斤7－20元。　　非但大蒜如此，玉米的价格也是一路飙涨的行情。根据往年的经验，玉米1.7－1.8元/公斤就算非常高的价格了，但今年玉米的价格已在直追大米价，农产品生产的人士直言，"真是历史罕见。"在云南昆明，当地一家饲料加工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从农村收购的玉米价已经达到2.2－2.4元/公斤，预计到6、7月份新玉米的价格能达到2.6元/公斤。其实，近几年由于歉收，每年都有两三毛钱/公斤的上涨幅度，但都比较温和。今年涨势这么迅猛，让很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吃不消。　　"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姜你军"、"糖高宗"，一系列网络新词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2010年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真实情景和写照。　　安邦研究员认为，中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依旧是"三农问题"。"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国内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也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　　虽然舆论上对农村社会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但行动上的差距基本原地踏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08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2006年为3.28∶1，这也就是说，差距反而扩大了；而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69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397元，二者差距曾经仅为1.74∶1，意味着中国在20年的时间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85%。在城市土地资源逐渐耗尽，劳动力人口日渐匮乏的今天，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凸显是必然的。　　有分析人士预计，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于近期召开。届时会议将系统总结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全面部署2011年的农业农村工作。除了明确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会议还有可能形成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三农问题"为主要内容。鉴于2010年国内主要粮食品种和其他农产品价格均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因此推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有可能成为明年中央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预计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发展现代农业，将成为201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　　问题在于，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走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意味着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经济规律和常识告诉我们，生产环节越多，终端价格就越高。因此，现代农业的拓展和推动，必须建立在与宏观调控协调的基础之上。否则，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就会轻易打消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各种努力。一道"不许涨价"的行政命令，就可能葬送掉很多农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前景。前一时期，粮油企业被迫以"停产"来应对"不许涨价"的行政命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就未来的情景来看，由于价格的上涨是必然的，农业生产企业的利润和发展空间将好于传统制造业。而随着小城镇的空间建设，农村社会的精神面貌将会焕然一新，进而催生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中国年轻农民。　　安邦的研究员认为，随着城市化的进展以及负面问题包括城市病的出现，一个逆城市化的进程可能将会逐渐出现。未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携带资本和知识前进中国农村，从事种植业或是旅游业，预计将会逐渐形成潮流和时尚。他们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改变和进步，产生催化作用。及早做好准备，能够妥善迎接这种趋势的地区，有机会更快地改变自己的面貌，而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地区，可能要等到下一个发展高潮，才会再有机会。事实上，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缺乏资金但更缺乏知识。逆城市化的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个知识缺陷问题。　　四、国有企业的变盘情景　　国有企业这几年遇到了好年景，李荣融在任7年，号称国有资产从7万亿增值至20万亿，央企年上缴利润则翻了5番。以2009年的情况看，中央级国企的大部分经营指标都还比较好看。　　不过一个值得关注的情景是，这些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地位的央企，他们的成长特点是在灾难中成长，只有当中国经济过热，整个社会发展受困于煤电油运的那些年，才是中央企业利润一路狂飙的好时光。很显然，这与央企的运作效率有着极大的关系，中国经济是从"保七"、"保八"、一路走过来的，那是的央企经营非常不怎么样，此后是9%的GDP增长以及10%的GDP增长，才让央企的业绩变得耀眼。所有基本可以断言，10%的经济增长是央企利润和业绩的平衡点，超过这条线就有盈利，低于这条线就没盈利，至于企业的总体管理水平与企业利润和业绩，没大关系。他们不靠这个，靠的是上项目，靠的是投资拉动，靠的是经济过热。　　那么国有企业的未来情景如何呢？　　安邦研究员认为，存在两个看点值得注意。　　一个看点是中国的汽车热和住房热依旧，这极为有利于国有企业。目前中国汽车的保有量和千人拥有量比较低，这一轮汽车住房消费的潜力还未完全释放。数据显示，按照汽车保有量来看，中国去年汽车保有量是7900多万辆，约每千人40－50辆，美国是每千人800辆，日本500辆，世界平均水平亦为150辆，远高于中国水平，市场还有空间。另一方面，目前中国还处于人口增长时期，未来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将有更多人进入城市，按照城镇化率75%－80%才能进入平台期，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那么中国还有20多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增长空间。　　考虑到地产和汽车都属于产业链比较长的传统国有产业地盘，国有企业在其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加上涉及产业关联度很高，包括有色、钢材、水泥等建材，以及家电等日用消费等产业，国有企业也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所以我们以此预计，国有企业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增长幅度依旧存在。　　第二个看点是，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是处于通胀周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压力就增大，安邦的研究员相信，这次也不例外。社会进步的压力，市场竞争的压力，导致大家会将视野集中到那些拥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身上，要求其进行改造。　　未来国有企业可能发生哪些变革？我们相信变革将主要围绕垄断地位而来，比如逐渐开放石油进口权。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得市场中"超级企业"的好处，市场地位相当超然，少有竞争对手，今后这种局面将会日渐瓦解，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将日益为人所关注，因而变革也在所必然。不过我们同时也预计，所有的变革纵然发生，也仅仅是处于开始的阶段，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地位依然会保持相对的稳固。　　五、房地产以及租房的情景　　虽然号称2010年是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年"，而且股市也的确因此出现了调整，但实际上结果却是完全相反的，2010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以一种火热的场面收官。最新数据显示，12月13日－12月19日，全国多个城市成交量涨幅超20%，部分热点城市房价也冲新高。土地市场上，全国20个主要城市在此前一周的住宅用地放量入市，成交量创周度新高，部分地块成交价再度刷新纪录。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在12月中监测的35个城市中，成交量上涨的城市占80%，其中过半数城市成交量涨幅超过20%，扬州、兰州涨幅更是超过100%。重点城市中，除广州、北京、南京、武汉外，上海、深圳、杭州、重庆等6城市成交量环比上涨，深圳涨幅最大，达34.24%，杭州、重庆、上海涨幅分别为33.55%、22.17%和11.09%。　　说的直接点，国务院、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任志强的观点更正确。出现这样荒谬的结局，其实也不令人意外。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值得认真分析，起码也没有什么分析价值，因为该知道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什么人说了什么，而是看什么人做了什么。到现在为止，情况依然很明显，政府的一切措施都还是在鼓励买房而不是租房。唯一变化的，仅仅是强度的波动。过去用一百元来鼓励来买房，现在是用七十元来鼓励，鼓励的手段有变化，但鼓励本身是没有变化的。这种情况下，租房不如买房。房地产市场能够有什么变化？显然，什么也不会变化！　　未来的情景如何呢？　　中国用经济结构调整来代替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国的政策制订部门应该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控在很多时候是失灵的，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是从战略高度出发的结构调整。　　这其中涉及到两个理想情景，理想的情景之一，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被调控，城市开始"压缩规模"，城市经济走向多元发展，改变对房地产的单一依赖。一线城市之外的二线和三线城市则是"限制发展"，发展的同时要开始注意控制规模，不能搞无限放大。至于县城以及小城镇建设，则是放开的，鼓励发展和建设。理想情景之二，未来房地产市场唯一的变化，大家尽可能租房而不是买房，尤其是在建成区面积已经大到几乎无法控制的一线城市，更是如此。其实，政策只是手段，政策的变化也是手段的变化，而不是市场实质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大家都租房而不是买房，则是市场实质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一种"改革过了头"的市场。刚开始搞商品住宅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将所有人的房子都拿去作为商品，虽然那个时候政府财政的钱更少，但房管局还是有的，公租房还是主力，只是推动有钱人去购买商品房。在北京的龙潭湖东边上有一小片别墅，那是北京最早的别墅，当时只是因为有很多外地"先富起来的人们"，包括大量的外商，没地方住，老是住酒店也不是办法啊，于是就搞了商品房。开始就这样简单，只是后来，缺钱的各级政府发现这是一条财路，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今后的情景会怎样？能不能让市场冷下来，只是个手段问题，这对战略上的决策而言，绝对是小意思，一个手段问题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市场定性，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市场？要改变很简单，就是要让房地产市场由主要的资产导向转变为居住导向，重新回到正轨。也就是说，大家解决居住问题，还是租房为主要潮流，买房为次要潮流，这样我国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就会改变性质。　　区分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各个城市具体情况，利用税收杠杆对这些城市进行分级调控，积极利用各种方式回笼和沉淀超发货币，稳定而不是压降以土地为基础的资产价格。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真的会发生的情景，也是最佳的情景。否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经由通胀而彻底崩盘。　　六、人民币自由兑换情景　　虽然无法准确估计，但中国由于两个原因的存在，还是存在货币超发问题的。这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国有运营体系的低效以及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大量外资和外币进入了一个封闭金融系统，压力无法释放。　　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这个42万亿的数据并不是准确的，因为其中包括了两个不确定的因素。一个因素是通胀因素，一个因素是储蓄率的因素。因为广义货币是名义定价，而GDP是实质定价，因此两者之间其实是不可比的，数据只是一种参照性数据。此外，储蓄是一种历年积累的因素，所以最终广义货币的放大，究竟有多少是储蓄的积累，也无法清楚地核定，这也导致了所谓"超发42万亿"的疑问。　　不过，这毕竟只是超发多少的问题，中国存在超发货币则是肯定的。　　如果说，超发货币的问题实质是中国人还没有学会有效的花钱，那么另一个问题则更为严重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引进的是钱，抑或是祸水？　　由于中国是一个封闭的金融系统，所以外资的进入，进出口交易的结果就是，美国在那里疯狂地印钞票，中国在这里疯狂地接钞票，这种情景已经不能持续下去了。因为道理很简单，这样持续下去，中国的通胀承受不了，国内的矛盾将会总爆发。如何解决呢？答案是要进行转嫁，也就是要将中国的问题转化为世界的问题，要将中国封闭的金融系统转为开放的金融系统，通过人民币自由兑换，将大量的美元兑换为其他各国的货币，通过大量的对外投资，转化为各国资产，这样来确保中国金融的稳定。　　未来的情景是，很多中国人将会去银行开两个账户，一个是人民币账户，一个是外币账户，这种情况与香港以及世界很多国家的规定是完全一样的。个人持有的外币，完全可以对外投资，比如到捷克买个城堡可能很便宜，只要200万欧元左右吧。我们富起来的中国人，就可以随意拿着自己的钱去欧洲买城堡了，不用到发改委去批准了。　　那么这种情景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呢？　　中国的政策并不取决于市场，而是取决政治需要。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国内经济形势尚好，这就没有这种急迫性了。但如果美国继续大量印钞票，并且在舆论上形成大家无法忽视的压力，则中国政府也可能会忽然间加快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政策步调。事实上，从技术角度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按照一般规律来讲，从央行到外管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事谁去找事，在认真提前准备这个环节，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报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