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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三个多个月时间，五位正值壮年的民营企业家以跳楼这种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包括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钧、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浙江建投董事沈康明、广东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以及北京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引发人们对司法高压、行业寒冬和企业转型艰难的关注与讨论。究竟是什么将他们先后推上绝路？他们的坠楼又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哪些警示？
首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需避免“翻旧账”式恐慌。
近期坠楼的几位企业家，都或多或少与房地产关联。在房地产上行时期，与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深度捆绑意味着快速崛起。汪林朋今年4月被武汉市汉江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留置，据悉与2019年居然之家成功借壳武汉中商上市有关，也正是凭借这场“蛇吞象交易”，居然之家成为A股家居卖场第一股，汪林朋也迅速跻身首富序列。
因为这样的高歌猛进和深度捆绑，很多问题随之产生，并形成复杂的政企关系。这些问题需不需要解决？当然要解决。但在经济下行期和房地产寒冬期，如何避免“翻旧账”式恐慌，如何在依法处理的同时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和融资，成为摆在各地监察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因为这不单单是一笔法律账，还是一笔经济账、民生账，且这些问题背后还有着特定时期经济体制不完善等结构性原因，所以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一定要“算大账”、“算总账”，因为对一个企业负责人的不当处理很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既会影响企业本身的正常经营，也可能冲击整个行业，甚或外溢到其他行业以及冲击外商外资对中国的预期和信心。
其次，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需落到实处。
过去几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各方面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重视度都在提升，包括召开民企座谈会，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推出首部《民营经济促进法》，决策层也接连喊话“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等，但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确定性仍不足，甚至出现了接连坠楼的惨剧。问题出在哪？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想从根本上给民企安全感和确定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到实处。近期坠楼的企业家中，汪林朋曾被留置且在留置结束三天后即坠楼身亡，此外红星美凯龙创始人车建新、富森美的创始人刘兵亦先后被留置。所谓留置，指的是监察机关的留置措施和公安机关的留置盘问。《监察法》明确规定，留置措施适用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的人员”。以上这些企业家是否适用留置，在实践中留置是否存在泛化，值得深思和追问。
早在2019年，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就在多个场合强调，“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时，综合运用好刑事司法政策，能不捕的就不捕，能不诉的就不诉，能判缓刑的就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这并非偏袒企业家，而是充分考量企业家社会影响基础的法治理性。就像同为企业家的牛文文说的，留置之后一般都像变了个人一样，所以不要轻易大规模留置企业家，不要因为一个贪官牵连上百个企业家。
安邦智库多次强调，服务好民营经济不是一句空话，从发展趋势来看，在国家为民营经济提供了“硬环境”之后，更需要地方政府为民营经济创造好的“软环境”。两手都要抓，才会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可持续的良好环境。关于支持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政府层面已经说得够多了。因此，今后不应仅关注政府的表态，而是要看具体的行动；政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文件上，而是要看市场是否放开、政策是否切实落地。
最后，经济下行周期亟需破除所有制迷思，明确“民营经济就是国有经济”。
在此轮民营企业家接连坠楼前，针对民营企业的趋利性执法曾引发广泛关注，当然再往前追溯，还有时不时就冒出的民营经济退场论、国进民退等纷争。在经济下行周期，要想从根上重建民企信心，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可预期、透明公平的法治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逐步破除所有制迷思，明确“民营经济就是国有经济”。明确了这一点，“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才算是有了依托。
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曾指出，民营经济就是国有经济，而且民营经济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因为很显然，民营经济即便做得再大，但在中国的土地上，人都是国家的人，法都是国家的法，经济自然也是国家的经济，企业也都是国家的企业，所以民营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区别只是在经营者的不同，国营企业由国家经营；民营企业由社会经营。至于资产的性质，其实那统统都是来自社会财富，国营企业的资产同样也是来自社会财富。所以，那种认为国营企业可以“高高在上”的人和政策，实际是严重出偏了，没有真正把握中央政策的精髓。
想想看，如果社会能建立起“民营经济就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共识，当面对政策和市场波动的风险叠加，当诸如居然之家等企业面临流动性危机，身经百战的企业家们的心理防线或许不至于那么容易冲破，接连坠楼的悲剧或也可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