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燕
安邦智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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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6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非农就业人数新增14.7万人,不仅远超10.6万人的市场预期中值,更高于上修后的5月数据14.4万人。同时,美国6月失业率降至4.1%,创下自2月以来新低。这充分展现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强劲韧性,也折射出经济的蓬勃态势。然而,部分带有针对性的唱衰观点(包括美国政界人士)仍声称“6月就业报告中暗藏坏消息”。此类主观判断极易诱发误判。
安邦智库(ANBOUND)指出,对美国而言,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已近乎“全体就业”。因为在美国社会结构中,总有人因生活方式、信仰或身体原因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安邦智库曾基于美国城市更新、文化迭代与科技革命形成的结构性驱动力,判断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被大大低估,华尔街大银行以及金融业的巨头,包括美联储都可能犯下了意识形态的错误。实际上,他们从内心深处就不喜欢特朗普,因此无视了美国经济的客观实际。而随后的非农数据和通胀率表现恰好映证了安邦的判断。
从美国国内经济的强劲表现,转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态,国际石油市场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挑战。目前,国际石油市场正面临严峻的供过于求局面,价格持续承压下行。面对国际油价持续下行的趋势,特朗普向中国发出呼吁,中国应该多买美国石油!这实际上反映了特朗普强烈的政治诉求。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特朗普近期频繁向中国喊话,一方面在6月25日暗示放松伊朗石油制裁,默许中国继续进口伊朗原油以平抑油价;另一方面又敦促中国转向购买美国原油,试图为本土石油企业开拓市场。
实际上,安邦智库认为,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政治诉求为中国缓和中美经贸冲突、争取经济结构转型所需的时间提供了绝佳的战略支点,而撬动这一支点的杠杆就是重启中美石油贸易,开展“石油外交”,进而增加地缘政治筹码。
安邦智库的首席教授陈功特别指出,中国有条件、有机会启动一轮新的“石油外交”,从企业、市场化的视角切换到地缘战略视角,在能源进口多元化并不存在严重问题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石油外交”来博取更大的地缘战略利益。
在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代际差异带来的深远影响。随着社会发展、时代更迭,有“四大代际问题”在未来将会尤为突出!
第一个问题,人口退潮。人口和人是社会的基础。未来,老的老,少的少;老的赡养大成问题,老无所依,甚至到处酿成惨剧;少的各种娇生惯养,只会考试,不会其他。但人又不是猫三狗四,需要十月怀胎,还要漫长的抚育成长,除了忍耐实际别无良法。
第二个问题,资源枯竭。表面上看中国是地大物博,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财政资源、能源资源、城市资源等等都在告急,在科技上也极度依赖留学生,表明中国教育资源以及技术资源也严重“贫瘠”。
第三个问题,文化对立。这种文化对立实际是一种巨大的、对立的差异或差别,往往是由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区域、阶层和城乡间在文化方面的巨大不平衡,还导致了人口代际之间以及各种可以归为文化层面的不平衡。代际对立也一样,老一代人看现在年轻人都是“二次元”式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爱玩不愿干,看什么都简单,干什么都不行;年轻人看老年人,爹味十足,太油腻,认为他们啥也不懂,跟上一代没道理可讲,彼此互相看不惯的代际鸿沟,深不见底,显现得一清二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非是一个容易互相理解的国度,也缺乏理解和体谅的文化。
第四个问题,经济沼泽。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处可见,非常漂亮,但所有这些都是物化的债务,长期的债务,一定需要在未来某个时候还债。例如高铁网,达到6万亿以上的负债,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负债4300多元,而且可能还要增长。
除了社会内部的代际与经济挑战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预算动态进一步揭示了其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今年上半年,国内财政运行整体显现“收入承压、支出加力、债务驱动”的特征。财政部6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0.3%,税收收入下滑1.6%,但非税收入增长6.2%,折射出税费优惠政策与土地市场疲软的双重影响。中央收入下降3%,地方收入增长1.9%,央地分化加剧财力结构失衡。支出端则保持扩张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4.2%,其中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支出增速分别达6.7%和9.2%,显著高于基建类支出的负增长。
最新数据显示,6月CPI同比上涨0.1%,结束了此前连续4个月的下降趋势,消费端显现回暖迹象,尤以工业消费品价格回升明显。这种“紧收入、宽支出”的格局,本质依赖政府债务融资支撑。上半年国债与专项债发行节奏前置,广义财政赤字同比增量创下近年新高,为经济托底并注入一定动力。展望下半年,国内财政收入的回暖仍面临不小阻力。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预期,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可能略有下滑,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存在下行压力。受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为负影响,名义GDP增速将受拖累,全年PPI预计在-2.0%左右。同时,企业利润恢复乏力,叠加房地产市场和出口关税的不确定性,使税基进一步承压。支出方面,政府仍需在“稳增长”与“可持续性”间寻求平衡。在相对积极的情形下,全年财政缺口约1000亿元。若形势趋于消极,缺口可能扩大至2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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