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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
这是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在长期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表现的基础上于2013年发出的警告，时隔近十年，这句话依然可以用来解释目前中国的很多现象。比如近期以来的中国对教培、游戏、娱乐行业的整顿，对房地产行业实施的一系列调控和转向政策，实行经济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国在很多方向和领域的政策是确有道理，是应该做的。所有这些大方向、大目标都没有错。事实上，没有一些坚强的政治意志力，根本提不出来如此多的改革发展目标。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搞的速度太快，就可能出现问题，如果新的结构没有建起来，代替用的架子还没有搭起来，就直接撤掉梯子了，那很可能就垮了下来。基于这种背景，陈功已讲了多年的“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这句话，还是要继续讲下去，它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根本，是战略性政策调控的根本。
以下内容摘录自「 ANBOUND 每日经济 」总第4549期——《稳健派VS激进派》（2013/11/17）一文。
历史上在中国的改革问题上，始终都存在稳健派和激进派。对于中国当前的改革，同样如此，稳健派和激进派在改革方向上没有分歧，在应该不应该改革的问题上更没有分歧，但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则存在明显的分歧，而且表现的非常明显。
早于2013年春天的体改部门西山会议上，作为稳健派的安邦（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就表态，理解改革的重要，理解大家对改革的期盼，支持改革，但不赞成激进的改革。陈功始终认为，中国的一切关键问题，核心是速度问题，控制速度本身就是改革。因此如果宏观调控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7%左右，本身就是成功的改革。陈功认为，关于这一点，只要时间稍微长一点，大家回头一看，就能相信。
作为稳健派的陈功指出，对于中国的改革，大家期盼热情相当的高，主意相当的多，主张相当的多，上至精英，下至草根，大家都有自己的期待和愿望。陈功认为，这种社会情绪很正常，但问题在于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与1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忽视这种差异，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就这种差异，陈功指出改革现在首先就是利益重组。这与过去短缺经济时代，只要政策一松绑，立即出现大干快上的时代，差异很大，现在不是“政策松绑”的时代，而是“政策设计”的时代。现在的改革，隐含成本很高，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易发现，但做起来之后，问题就会一拥而来，显得不那么简单了。当年美国反垄断，要拆散标准石油公司，但实际那个时候的美国油价是在低水平上的，反垄断的结果是油价越反越高，对社会发展并无益处。
其次是国际环境复杂多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调整，金融体系在调整，社会左右翼的势力格局也在调整，再加上近两年突发的新冠疫情，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实际现在从国际环境来看，是不利于改革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哪里稳定，全球资金就会流向哪里；如果乱了，资金就会流走转向避风港。
第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老龄化、少子化和福利化的进程速度很快，生产力方面对此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这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达成的目标。谁做生意都要考虑成本，改革也有成本，现在的成本远比过去为高，出主意容易，成本的付出是实在的，忽视这一点就容易出事。
第四是教育和社会体系的重构。利益重组必然会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体系性的重构，否则改革的支持终将难以获得牢固的基础。
陈功指出，我说我是稳健派，稳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经过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注：本文内容及观点成文于2013年11月17日），与过去一无所有的激情岁月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利益板块已经成形，而且这种利益格局，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形成的，也很不容易，都是52万亿GDP总量的组成部分。今后的改革势必要重组这一天量资产，对此不能不谨慎。
搞政策研究的专业人士都清楚，成功的政策或是战略的出台，一定要系统性地解决好三个问题：做什么，怎么做，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这是三个阶段的问题，设计一个成功的政策，必须系统地一并解决这三个阶段的问题，否则后果很严重。所以，每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可以视为是一个政策设计任务书，未来的政策设计才是关键。
作为改革稳健派的陈功说，我现在虽然属于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我相信稳健没有错。中国领导人及决策层也曾表示过，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中国改革任由热情推着走，还是有失去势头甚至出现顿挫的可能，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虽然讨论很多，方案很多，但其实新阶段的改革并无现成的药方可用，尊重市场的力量，就要更多的吸纳市场的意见，政策设计稳健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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