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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我们享受着日益便捷的城市生活，但同时也在“城市病”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不仅深受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等传统城市病困扰，还要随时准备经受气候变化等新城市问题的挑战。该如何破解这些困境？很多城市管理者选择将希望寄托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希望城市能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逐渐变得健康起来。那么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又会怎样发展？
智慧城市（Smart City）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与数字城市（Digital City），在2000年后，逐步演化为智慧城市。但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被公认的定义。如同“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智慧城市之于不同的人、不同角色、站在不同立场，都会有不同的定义。
其实"智慧城市"的概念源于IBM于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所谓"智慧城市"，是指在以物联网、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采用先进的信息通信和决策分析优化等技术，将城市中的商业系统、社会系统与物理系统连接融合起来，让整个城市以一种更加智慧和系统的方式运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
目前，较为主流的认识多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切入。
第一，城市运行角度——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地理空间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强调信息技术支撑，以及系统数据和信息、智慧化手段，但核心目的是实现产业升级、高效管理和民生保障。
第二，城市发展角度——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城市市民知识化、技术智能化和环境智慧化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途径和内容。智慧城市是综合城市运行管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行政效能为一体的城市全面发展战略，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端形态。
第三，系统管理角度——智慧城市是一个由新技术支持的涵盖市民、企业和政府的新城市生态系统。华为公司就是这种理念的支持者之一。华为公司认为，智慧城市是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网格化管理，对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活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全方面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处理，具有服务与决策功能的系统信息体系。
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学者、专家、机构、企业、城市管理者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对智慧城市内涵的界定，实际上存在共同点和交叉点，即人、数据和信息、数字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及物理系统，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智慧城市的系统概念。利用信息技术对城市管理与服务领域进行智慧化提升，是智慧城市的出发点，智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体系、资源整合、安全保障、人文建设等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而实现城市科学发展、高效管理与市民生活更美好才是智慧城市真正的落脚点。
据2018年2月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管理咨询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在中国城市如火如荼建设智慧城市的同时，国外城市也没有松懈。通过不断努力，美国、欧洲各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都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设之路，既提升了城市宜居性和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美国——创新引领型智慧城市建设
美国是智慧城市战略和政策的世界领跑者，智慧城市起步早，基础好，建设质量和规模世界领先。
美国智慧城市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应用拥有世界竞争力，这得益于美国独具特色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引领，即政府通过鼓励高新科技的发展，以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促进城市治理的提升，与科技企业合作构建智慧城市。
2015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发布“智慧城市行动倡议”，推广物联网和智能应用，助推民间科技运动，鼓励跨城市合作，利用联邦政府现有政策和资源重新组合并聚焦智慧城市，促进国际合作。美国白宫投入1.6亿美元启动的新“智慧城市”计划，加强智慧城市基础技术研发，推动安全、能源、气候应对、交通等领域应用技术研发。一方面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NIST）向学术机构分别提供35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以加强智慧城市基础技术研发；另一方面通过国土安全部、交通部、能源部、商务部等政府相关部门投入4500万元，推动安全、能源、气候应对、交通等领域应用技术研发。
(二)欧洲——政策引导型智慧城市建设
早在21世纪初，欧洲就开始了智慧城市实践。一路走来，欧洲智慧城市逐渐形成了政策引导模式——提出概念引导性政策，提升公众对智慧城市的认知程度，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在各个层面的实践。
在智慧城市发展计划和政策研究领域，欧盟委员会一方面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列为欧洲2020年的战略发展重点，自2009年以来，先后颁发了“欧盟智慧城市计划”、“未来物联网战略”、“智慧城市和社区的欧洲创新伙伴关系”……提出前瞻性的发展理念和政策措施；另一方面，鼓励各成员国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具体实践，发起投资项目，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各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水平。例如，在环境政策方面，欧盟提出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解决交通、能源、气候等问题，倡导各国建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在数字文化政策方面，提出建立智慧图书馆，为欧洲公民保存文化资产；在电子政务方面，主张各国采用灵活无缝的欧洲电子政务服务，加强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加快欧盟数字访问服务一体化进程；在技术创新方面，利用“地平线2020”计划鼓励科学研究，创建开放式数据孵化器，为各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三)日本——多方合作型智慧城市建设
日本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以民营企业为急先锋，注重整合多家企业发挥综合作用，并利用市场的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政府改善管理。在日本，丰田、松下、日立、东芝、三井不动产等民营企业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力军。这些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吸引多方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进来，共同完成智能化生活的打造。例如在世界闻名的柏之叶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擅长城市开发的三井不动产、以节能技术为主要研发方向的日立电器、以精密测量为主的国际航业、以建筑设计知名的日建集团等20余家专业型企业共同参与成立“城市设计中心”，同时东京大学、千叶大学等高校研发力量也都参与其中。而在此过程中，政府的社会服务是在市场运行至一定程度后才介入的。对于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他们的角色更像是推动者和协调者，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总体规划上，确定发展智慧城市的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充分利用企业拥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统筹协调。
(四)新加坡——项目驱动型智慧城市建设
项目驱动是指政府根据城市发展的目标、策略与重点，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问题，发布具体项目，直接提升城市管理效率与功能服务水平，构建智慧城市。而这是新加坡长久以来一直奉行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智慧城市项目，不断解决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公众提供具有连续性、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比如，根据民众需求，新加坡1992年提出“IT2000—智慧岛计划”，着重解决高速宽带多媒体网络覆盖问题；2006年发布“智能城市2015”计划，包括电子病历交换、智能交通、ONE MAP、电子政务等具体项目；2014年发布“智慧国家2025”十年计划，将发展重点集中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智慧商务和智慧社区建设等问题上，努力打造全球首屈一指的智慧国家。
早在今年7月，IDC就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市场的三大重点投资领域依次为弹性能源管理与基础设施、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治理以及智能交通。在预测期间内（2018-2023年），三者支出总额将持续超出整体智慧城市投资的一半。在2018-2023年，中国市场支出金额占比前三的应用场景与其重点投资领域保持一致，依次为智能电网（属于弹性能源管理与基础设施）、固定智能视频监控（属于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治理）以及智慧公交系统（属于智能交通）。2019年，三个应用场景的投资规模约占支出总额的43%，而到2023年，这一比例将下降至37%。
另外，随着智慧城市相关技术在预测期间内（2018-2023年）增长最快的应用场景依次为数字孪生、V2X（车联网）技术以及开放数据。城市方面，2019年新加坡将持续保持其在智慧城市投资的领先地位，之后依次为纽约、东京和伦敦。北京和上海则并列第五。前五的6座城市在智慧城市相关的总投资将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在中国内地的城市中，除了2019年智慧城市相关支出投入最多的北京和上海之外，紧随其后的依次为深圳、广州和重庆。从投资的增速来看，2年CAGR最快的城市为深圳、北京和上海。IDC预测，2023年全球智慧城市技术相关投资将达到1894.6亿美元，中国市场规模将达到389.2亿美元。
从实际生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更加智慧、更为智能，肯定会让我们生活得更便利，更宜居。这种价值是巨大的，也是值得想象的。但是，俗话说得好：任何一件好事，如果成为追风赶潮之作，就很容易变成有问题的坏事。在智慧城市高速推进的当下，需要放慢脚步，冷静思考：我们的城市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建设智慧城市到底是硬需求，还是追风赶潮的绩效工程？
安邦智库（ANBOUND）合作伙伴——美国ESI公司基于对全球171个智慧城市样本研究发现，成熟智慧城市的一大表象就是打破政府各机构、各部门之前的信息壁垒，将一个个信息孤岛串联起来，真正做到协同发展，编织出强大的流通数据网，支撑智慧城市良性发展。换言之，没有流通数据，实现智慧城市的愿景，不过是一纸空谈。然而，反观国内，信息壁垒、数据孤岛等问题似乎一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另外，该研究还发现，成熟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识别技术等先进技术的辅助。诚然，国内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方兴未艾，但是正因为这些推动智慧城市落地生根的技术尚处于初级阶段，让智慧城市现阶段或者未来短期内的有效落地，成为了未知数。当然，技术的研发尚可归结为时间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现如今，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技术驱动显著。而对于技术的狂热追求，让许多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沦为技术的简单堆砌。2018年6月，阿里云研究中心发布的《城市大脑探索“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提到，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总投资已超过5000亿元，可大多数智慧城市更像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植物人”，并不具备拥有智慧的“最强大脑”。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甚至直言：今天所有的智慧城市概念，是让政府在城市管理上花更多的钱，塞进更多的设备，现在的“智慧城市”没有大脑，难提智慧，只是“技术工具”罢了。
事实上，无论是信息壁垒、数据孤岛，还是技术喧宾夺主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源自于对城市规律认识、适应和回应的系统性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于智慧城市建设而言，是灵魂，是引导其走向成功的“明灯”。它不仅仅从宏观层面给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同时也可以回答“智慧城市如何产出？”“政府建设完智慧城市又要怎么发展？”等关键又复杂的问题。要知道，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这些问题如果成了“糊涂账”，难保智慧城市发展不会碰钉子。或许，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拥有雄厚的资本，即使理不清这些问题，可以勉强“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对于更多的中小城市而言，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如果仍一味地追着一线城市走，那么充其量只能搬来智慧城市的“壳”，在筹划建设、运营等层面却搬不来智慧城市的“核”。这样很容易以“前期投资热如潮，后期烂尾无人收”的尴尬局面收场。
如何构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首先要明确，建设智慧城市核心是在建城市，“智慧”只是城市的加分项。因此，只有面向城市的真正需要，智慧城市才有生命力；只有基于对现阶段真形势、真问题和真任务的有效剖析、理解和陈述，同时对未来的一切加以筹谋，才能避免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在实践过程中失灵、执行力度大打折扣、实施信心不足，甚至成效微弱等问题。
安邦智库认为，未来各大城市在完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在汲取国际优秀经验的同时，加快面向城市真问题的基础性创新，引导信息化行业有效地服务于城市需求，而不是城市去适应技术和产能，尽快形成能够回应城市真问题、运营模式可行的系统解决方案。同时加快从智慧城市来，到智慧城市去的思维，不去包装概念，而是用新兴技术、策略，来帮助城市做好情景反演，从而服务于智慧应用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