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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邦智库的视角来看，“氢能社会”，不是指“氢能产业”。能源安全，这是ANBOUND指出的重点，相关的背景涉及地缘政治问题。我国资源现状——贫油、少气、多煤，ANBOUND给出的建议涉及“政策时序”。任何决策都有多种选项，哪些优先、社会成本最低，每个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权衡利弊，从而做出最优选择。
中国的国家战略基本上是一种“安全-战略”观基础上的产物，感觉什么事情不“安全”了，那就制订一个“战略”来对应，加以解决。不过，不安全感来自四面八方，战略也就多不胜数。问题在于，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都是国家战略，那就等于没有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由于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华为被制裁事件使得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成为了国家“举国推进”的战略性产业，显而易见，在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不友好的大环境下，半导体已经不能给予中国足够的安全感了。寻找一种安全战略产业成为了当务之急，在安邦智库首席（ANBOUND）研究员陈功看来，如今，进行“氢能社会"的发展将会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战略。
在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极其不友好的大环境下，半导体已经不能给予中国足够的安全感了。在安邦智库首席（ANBOUND）研究员陈功看来，氢能社会的发展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战略。
陈功认为，从产业特点来看，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将半导体工业的全产业链归为一国所有，实现产业链的全国产化。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中，实际上只要有一个环节卡死，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一定程度或者一定范围的阻碍。从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来看，将半导体全产业链作为国家战略是没有意义的，几乎做不到的，真正有效的战略构想是全球性质的半导体产业联盟。不过，“氢能社会”就大为不同。
陈功进一步分析道，尤其是对于日本、中国这样缺乏能源，需要大规模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氢能社会”是真正的国家战略，关系到国家每时每刻的生存和运转。如果说，搞半导体是“日子过的好不好”的问题，发展氢能则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过日子”的问题，与半导体技术相比，氢能产业的产业核心技术比较突出而明显——电堆、催化剂、质子交换膜、氢气制备（制氢）、储存设备（储氢）等主要核心技术，一旦突破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这些核心技术中国大都已有一定的基础。半导体产业则大为不同，从设备到技术，卡脖子的地方太多了。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还认为，氢能社会并不只是一个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选择，而是一种覆盖技术、能源利用、市场与消费体系的战略选择。我们认为，氢能社会发展能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判断：
（1）是否未来可持续的能源利用“终极方案”？
（2）能否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并形成产业体系？
（3）是否达到市场可接受的应用成本？
（4）能否构造一个覆盖技术研发-工业生产-市场应用-社会配套的“生产-消费体系”？
在我们看来，在上述四个方面，氢能社会战略都能不同程度地给出肯定的前景。首先，氢能利用的污染排放极小，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完全可能做到使用阶段零排放、全生命周期低排放。这几乎就是可持续能源利用的“终极方案”了。其次，氢能利用有突出的产业核心技术，技术突破后的带动作用较强。第三，成本方面目前还是一块短板，但从日本的实践看，不论是家用热电联产系统（ENE-FARM）还是氢燃料电池汽车，使用成本都在不断下降，正在接近市场可接受的成本。第四，氢能社会是一个综合系统，日本正在推动形成从技术、生产、消费和社会配套的系统，一旦这样的“生产-消费”系统形成，将会牢牢确立氢能社会的市场地位，这是单一的技术转移或单个产业环节的创新突破所无法取代的。
然而建设一个成熟的氢能社会最关键的两个技术就是造氢和储氢。我国是世界上氢气第一大生产和消费国，制氢技术比较成熟。但是我国氢能发展与发达国家还是存在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储氢设备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我国主流的储氢方法是高压加氢站，但高压加氢站需要非常高昂的建设成本，根据测算，不含土地费用，国内建设一座日加氢能力500公斤、 加注压力为35MPa的加氢站需要约1200万元，约相当于传统加油站的3倍。
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曾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把氢能社会作为国家战略，而不是把半导体工业作为国家战略？要知道，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基础和技术比中国要高出很多，而且在半导体产业上曾经一度辉煌。日本的战略选择存在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呢？
如果回顾一下，日本是全球“技术立国”的一个典范。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只有37.8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大（1.27亿人），有工业价值的资源和能源极度匮乏，再加上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和台风侵袭带上，经常遭受自然灾害，其发展经济的先天条件并不好。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日本经济长期居全球第二，目前仍稳居全球第三，与其强大的技术能力和正确的技术战略有重要关系。
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氢能社会”是近几年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在高度信息化时代选择的国家战略，显示这是日本面向未来的清醒选择。日本关注氢能利用很早，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受到能源危机震动的日本成立了“氢能源协会”，以大学研究人员为中心开展氢能源技术研发。1981年，日本产业界启动了燃料电池的开发，当时在氢能源技术的起步阶段落后美国一大截。1990年代，丰田、日产和本田汽车制造商启动燃料电池车的开发，同时三洋电机、松下电器和东芝公司也启动了家庭燃料电池的开发。与产业界和科技界对于“氢能社会”的认知不同，将“氢能社会”提升为国家战略，则是日本政府近7年才做出的选择。
2013年，安倍政府推出《日本再复兴战略》，把发展氢能源提升为国策，并由政府推动启动加氢站建设的前期工作。在第4次《能源基本计划》中，日本政府将氢能源定位为与电力和热能并列的核心二次能源，并提出建设“氢能社会”的愿景。2014年，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成立的氢能/燃料电池战略协会对外公布《氢能/燃料电池战略发展路线图》，描述了氢能源研发推广的三大阶段及各阶段战略目标：（1）从当前到2025年，快速扩大氢能使用范围；（2）2020年中期-2030年底，全面引入氢发电和建立大规模氢能供应系统；（3）从2040年开始，确立零二氧化碳的供氢系统。
其实日本政府早就认识到，比起半导体，氢能无疑非常重要。不管从短期、中期或者长期来看，关于氢能的研发日本从未松懈过，因为日本政府想彻底化解能源难题，移走悬在头顶的剑。
在能源方面中日遇到的情况实际比较相同，作为同样在寻求产业和技术创新方面突破的中国，日本发展氢能社会的国家战略选择对中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如果中国也能选择发展氢能社会，不仅会极大地拓展日本氢能产业的市场，加强中日合作，还会推动中国能源利用方式、能源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最终在中国社会建立起可持续的“生产-消费”系统。在安邦看来，这是中国真正需要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需要大投资、大政策的地方，也应该成为“十四五”建设的重点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