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反垄断与“中国市场”

• 研究报告 2015-11-19

摘要：中国政府推进的大规模反垄断调查震动了市场。反垄断、“去IOE化”成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梗阻。中国下一步政策将走向何方？反垄断监管是否会变为“产业民族主义”？中国会否滑向贸易保护，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在我们看来，在贸易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当前，中国政府滑向极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反垄断不太可能变为“产业民族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市场”因素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大力度反垄断的筹码，所有在中国市场的外资和内资恐怕都要正面跟随“中国市场”的升级了。

中国政府持续推进的反垄断调查，已成为市场共同关注的话题。反垄断、“去IOE化”成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梗阻，看不清、摸不透，难以判断下一步的政策取态。一些分析将中国政府的反垄断监管视为“产业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引发了更大范围内的担忧：中国下一步政策将走向何方？反垄断监管是否会变为“产业民族主义”？中国会否滑向贸易保护，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准确把握中国反垄断政策的出发点和未来走向，对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反垄断风暴刮向外资

去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反垄断的调查和处罚力度，而风暴似乎更多地刮向了过去倍受尊崇的外资企业。最新的反垄断行动发生在汽车行业。在今年8月6日召开的“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宣布，有关部门对克莱斯勒、奥迪的调查已接近尾声，两家企业确实存在垄断行为，近期将会受到相应处罚。此外，对奔驰的反垄断调查仍在进行中，发改委近日还完成了对日本12家企业实施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价格垄断案的调查工作，并将依法进行处罚。

国家发改委将对进口汽车行业反垄断的传闻由来已久。李朴民在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发改委对汽车及配件的调查，始于2011年底。发改委在广泛征求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和律师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违反《反垄断法》的一些汽车整车、零配件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进行了调查。去年8月中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CADA）的一位官员表示，该协会正在为发改委搜集国内所有外国汽车售价资料。CADA副秘书长罗磊称，发改委正在调查车商是否在中国为汽车经销商设下最低零售价格。8月下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如果汽车供应商存在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或与经销商达成协议，以固定产品的零售价格或限定最低零售价格等违法行为，将依法受到处罚。沈丹阳指出，对于汽车供应商获得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虽然《反垄断法》并不禁止经营者自然形成或通过正当竞争形成的市场支配地位，但《反垄断法》严格禁止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同时，《反垄断法》禁止供应商与经销商达成协议，以固定产品的零售价格或限定最低零售价格。因此，如果汽车供应商存在以上违法行为，将依法受到处罚。今年2月，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表示，正对汽车配件垄断进行外围调查，但还没有正式立案。7月底8月初，在经过前期不断吹风后，有关部门终于对汽车企业采取了行动。

与发改委反垄断工作一同推进的，还有汽车流通体系的改革。8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宣布自2014年10月1日起，停止实施汽车总经销商和汽车品牌授权经销商备案工作。此后，从事汽车品牌销售的汽车经销商，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统一登记为“汽车销售”。业界普遍认为，备案制度的终止，标志着现行的4S店汽车销售模式宣告瓦解，备受诟病的经销商与车企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将得到改善——而这正是汽车行业反垄断的肇因。此前，汽车厂商对经销商管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车源，二是品牌授权。汽车经销商需要获得厂商授权，并要在工商局进行汽车品牌授权备案才能卖车；随着工商总局停止实施备案，汽车厂商对经销商的管控变弱了，在政策法规上对经销商没有限制，只要能拿到货源，就可以销售。罗磊对此表示，公告最大的意义在于简政放权，将市场还给市场主体来运作。

此事又有最新进展。据国内媒体透露，国内汽车反垄断大案的第一张罚单已经确定，一汽-大众奥迪面临的罚金将达到18个亿，而湖北11家经销商的罚款金额从600万到5000多万不等。据奥迪某经销商透露，“厂家罚款初步为18个亿”。针对一汽-大众奥迪的罚金是按照2013年全年整车销售额的1%罚取的。2013年一汽-大众奥迪全年销售汽车488488辆，若以单车均价40万计算，销售总金额为1954亿元，1%的销售金额与18亿的罚款基本吻合。如果18亿罚单成行，这将成为中国《反垄断法》从2008年实施以来最高的罚款纪录。之前最高的罚款金额是在去年六月份对奶粉案的6.68亿元罚单。根据上周来自发改委的消息，除了奥迪，对克莱斯勒，以及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反垄断罚单也将陆续开出。

从这桩案例看，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并不会止于罚款，还将在制度层面上予以修补。不仅针对既往的行为进行反垄断，还要防范未来的垄断行为于未然。

反垄断会演变成“产业民族主义”吗？

梳理对汽车行业反垄断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反垄断监管的“新常态”。中国官方媒体将近段时期的反垄断调查称为“新常态”，这一由PIMCO前总裁埃尔里安创造出来的词语，在经由习近平总书记的引用后，迅速进入了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关键是，该怎样理解这样一种“新常态”？

一些分析将近期的反垄断调查视为针对外资企业的“产业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依然盛行、国家强调自主创新的中国，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但仍需要仔细辨别。以下几个特点表明，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并非针对外资企业而发，可能谈不上“产业民族主义”：

1、进入反垄断名单的，不仅有外资企业，也包括中国企业，甚至是央企

中国政府这一轮密集反垄断，始于2013年，标志性的案件是国家发改委对韩国三星、LG，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中华映管和瀚宝彩晶6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生产企业2001年-2006年的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处罚。自那时至今，中国政府反垄断名单中最令人瞩目的虽然都是一些外资企业，但其实不乏中国企业，甚至是央企的身影。

比如2011年，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展开调查。最新进展是，今年2月，发改委称，正根据《反垄断法》对两公司是否完全履行整改承诺、相关整改措施是否消除涉嫌垄断行为后果等情况进行评估，并将根据评估结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去年7月，国家发改委调查上海多家金饰店，有否涉及操纵上海地区的黄金饰品零售价格，违反国家反垄断法，其中包括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及老凤祥银楼、老庙、亚一、城隍珠宝、天宝龙凤五家金店，并作出了罚款总金额1059.37万元的处罚决定；今年2月，贵州物价局宣布对贵州茅台开出2.47亿元罚单，以惩罚该公司自2012年以来限定全国经销商向第三人转售商品最低价格，与经销商达成并实施白酒销售价格纵向垄断协议的行为。同日，四川省发改委也以同样的理由对宜宾五粮液进行了处罚，罚款2.02亿元。

从这些反垄断案例看，中国政府的反垄断并非有意针对外资企业。虽然因为现实政治原因，反垄断当局对大型央企的垄断行为无能为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就能在反垄断调查中高枕无忧。即使是大型央企，国家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表示，要将石油、电信、银行领域纳入反垄断视野，这是反垄断力度的升级。不过，这一承诺何时兑现，时机什么时候成熟，仍然有待观察。

2、对一些外资反垄断，并非总对中国企业有利，有的甚至会加剧中国企业的困境

“产业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命题是，对外资反垄断将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不过，由于产业结构方面的原因，这一观点在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行动中，并不总是成立，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进一步加剧自主品牌的困境。汽车行业的反垄断便是典型。

面对汽车行业的反垄断，多家进口车企纷纷下调整车及零部件价格。丰田、本田、宝马、克莱斯勒、奔驰、奥迪及捷豹路虎等进口品牌，均宣布了不同幅度的降价措施。此举引发业界担忧，一旦越来越多的进口品牌大幅降低售后服务和原装配件价格，将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自主品牌汽车的生存空间再受挤压。业内人士称，反垄断调查势必引起进口品牌汽车价格的大幅下跌，并下探至合资品牌的价格区间，而合资品牌车型价格区间的再下探，则将会给自主品牌车型带来更大风险。

事实上，近年来受到合资品牌价格下探、渠道下沉影响，各大自主品牌车企销量全线下滑。2012年进口品牌汽车价格大幅降低所带来的整个车市动荡至今让业内各界心有余悸。当时，奔驰、宝马等豪华品牌开始打价格战，进而引起合资车、自主车价格大幅跳水，经销商库存高企、资金压力倍增，优胜劣汰加剧。面对此轮因反垄断引起的进口品牌汽车降价，自主品牌汽车很难做出充分准备，可能丢失更多市场份额，亏损更大。据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国品牌乘用车、轿车市场份额分别降至34.55%和17.65%，这是自主品牌轿车市场份额首度跌破20%，创下2009年以来的月度最低，未来可能还将继续下降。

3、中国政府采取的反垄断措施国际通行

环顾全球，中国政府采取的反垄断措施国际通行，甚至于进入中国政府反垄断调查名单中的外资企业，也多是国际市场上的反垄断常客。微软此前在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多地都被指控涉嫌垄断，欧盟对微软更是连续开出5亿欧元以上的罚单；高通在欧盟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反垄断调查，因和解撤诉终止，但在韩国就没有这样好运了，经过三年的反垄断调查，领到了约2亿美元的罚单；夏普、三星、LG等液晶厂商在美国及欧洲均遭遇过反垄断诉讼，仅在美国便交纳了5.85亿美元罚金；日本汽车厂商也因价格操纵，在美国及澳大利亚接受反垄断调查，今年2月，日本轮胎制造商普利司通同意向美国司法部支付4.25亿美元的罚款。

这一角度看，中国政府加强反垄断调查，反而是在与国际接轨。甚至于，相比欧盟和美国动辄开出上亿欧元（美元）以上的天价罚单，市场规模紧随其后的中国，对待这些涉嫌垄断的企业，在处理上还算温和的。

4、聚焦于事实判断，而非意识形态，受调查企业的垄断行为是否成立？

反垄断调查需要聚焦于事实判断，而非流于意识形态表层。如果企业的垄断行为成立，反垄断当局却不予以调查，便是纵容与失职。目前来看，受到中国政府反垄断调查的企业，在事实层面上的确都存在垄断行为，或者是价格操纵，或者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非中国政府有意找茬，在鸡蛋中挑骨头。

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日本12家汽车零部件厂商这桩反垄断调查。据知情人士称，12家日本企业的具体做法是在日本国内串通联合，在中国实行价格垄断。而这个案子的起因是其中一家厂商“反水”了，向发改委举报了在日本串通的事实，因此才进入中国政府反垄断的视野。

中国官方媒体在援引国外汽车零部件反垄断案例时，罗列了12家涉案日本企业，其中包括：东海理化、普利司通、松下、奥托立夫、天合德国控股、日本精机、G.S.Electech、古河电气、矢崎集团、电装集团、金刚石电机及藤仓公司；涉及的零部件产品包括加热器控制面板、转向信号灯开关、雨刮器、电锁、仪表盘仪器、安全气囊、方向盘及座椅安全带。以此观之，中国政府的反垄断线索不仅来自于国内厂商的反映，也在盯着国际上的反垄断调查。凡是在国际上遭遇反垄断调查、并判罚款的外资企业，中国政府都将检视其在中国市场上的经营行为，是否同样涉及垄断。

其他企业的垄断行为也是闻名已久。比如“高通税”、外资品牌奶粉趁国内食品安全问题联合涨价以及国内外市场进口品牌汽车的销售差价，在中国市场上多被消费者及下游厂商抱怨。面对反垄断调查，一汽-大众奥迪有关负责人表示，已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停止了违规做法，并将诚恳接受国家相关部门对此事的处理，并进一步加强对区域销售服务业务的规范和管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聚焦于事实判断的话，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并未“冤枉好人”。

外资“超国民待遇”消失

既然并非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民族主义”，为何外资企业普遍感到不适，并对在华经营的前景表示担忧？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的“超国民待遇”消失，外资企业还未真正适应中国政府监管正常化的“新常态”。

改革开放初期，为摆脱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长期面临的资本和外汇双重缺口约束，积极吸引外资成为解决问题的选项之一。1986年10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于在华外企的政策优惠相当具有吸引力。此后各地方政府纷纷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出了更多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根据这份规定，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除按照国家规定支付或者提取中方职工劳动保险、福利费用和住房补助基金外，免缴国家对职工的各项补贴。产品出口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己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产品出口企业，符合前款条件的，减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不过，这样的“超国民待遇”在外企进入中国30年后，宣告结束了。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并未单独列出外企条款，而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统一为25%。除税收外，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中国入世之后就开始进行大幅调整，之后再经法规调整，原有的在华外企给予过渡期，新设立的外企与国内的本土企业各方面的政策基本一致，不再享有额外优惠。

从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感受看，基本也是从2008年之后，抱怨的声音逐渐增多，尤以当年力拓胡士泰间谍案为分水岭，近两年有所加大，与“超国民待遇”的消失保持同步。对于外资企业而言，需要适应监管加强的格局；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需要防止规范外资政策努力走向另一个极端，运用包括经济安全审查在内的工具对外资收紧市场准入。

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另一个令外资企业感到不适的原因，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在一些行业里，中国企业不仅在价格上，同时也在产品及服务质量上实现了与外资企业直接竞争的格局。长期以来，中国企业被认为擅长打价格战，将欧美已经成熟的产品复制过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实现逆向制造、快速模仿并完成赶超。《日本经济新闻》汇总的2013年全球主要商品与服务份额调查显示，在50个品类的全球市场份额调查中，中国有6个品类位居首位，分别为个人电脑、冰箱、洗衣机、光伏电池、造船和香烟，便反映了这种“价格战”的成果。榜单上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去年排名第二的中国联想超越美国惠普，首次登上个人电脑品类的冠军宝座。在个人电脑市场规模出现萎缩的背景下，联想的个人电脑供货量出现增长。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丰富的产品线，除新兴市场外，在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份额也出现扩大。

令人关注的是，除了价格优势，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和产品质量上，相对外资企业的距离也在缩窄，在一些行业里甚至已经做到领先的水平，并且可以向外输出标准和技术。中国高铁的向外输出是一则经典案例，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对外推广的重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每次出访，必提中国高铁“走出去”。在消费品行业里，华为在智能手机芯片制造方面的技术正在取得历史性的进展，其搭载华为海思芯片的两款旗舰手机——P7与荣耀6，都在市场上获得了不少赞誉，其中，海思麒麟920芯片更被认为可以和高通骁龙801相媲美，后者是市场主流的手机芯片。商业上的成功将助华为的芯片研发事业更上一层楼，与高通形成直接竞争。数据显示，华为二季度智能手机全球出货总量达到2030万部，同比增长95.1%，当季份额升至6.9%，是全球第三大手机品牌。

如果说外资企业在品牌以及专利技术上，相对中国企业仍然有优势，技术上的差距并非靠一两款尖端产品就可以抹平。那么，在一些本地服务方面，过长的决策链条，以及对中国市场的认识不足，已经使得外资企业在竞争中落后于中国同行们了。电子商务领域便是典型，在美国市场上所向披靡的亚马逊和ebay，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上并没有获得可观的份额，全面败给了阿里巴巴、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等一批中国电商企业

以此来看，直面中国企业的竞争，在反垄断、商业贿赂查处和产品质量方面遭遇挫折，以及“超国民待遇”的消失，面对种种市场与政策上的不利局面，外资企业感到中国市场越来越难做，利润缩窄、市场价值面临重估，也是可以理解与想象的了。其中，政策环境的“新常态”固然刺眼，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才是外资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换言之，外资企业不仅要适应监管的“新常态”，更要接地气适应中国市场上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贸易国以及全球第二单一市场上，继续站稳脚步。

中国的信息安全焦虑

对于当前火热的信息技术行业，外资企业的空间可能将被进一步压缩。除了前述政策环境与市场竞争方面的变化，中国政府对于信息安全的焦虑，可能将对这部分外资企业的在华经营，尤其是政府采购，构成阻碍。

当前的这一轮反垄断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对于“产业民族主义”的猜测，也与目前中国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的“去IOE化”密切相关。所谓IOE，指IBM服务器、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为代表的数据库体系，在实践中，“去IOE化”又进一步拓展到了思科、高通、英特尔、苹果、微软、卡巴斯基、赛门铁克等企业，其中，高通与微软都在此轮反垄断中榜上有名，令外资企业担忧，反垄断会否成为“去IOE化”的一种手段。答案是，完全有可能。“去IOE化”的出发点并非反垄断，但完全可能利用反垄断来推动“去IOE化”的进程，两者在信息技术领域，并没有严格的分野，背后则是中国政府对于信息安全的焦虑。

去年6月，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员工斯诺登曝光的美国监听全球机密文件一事，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巨大。之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设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长，将网络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样的形势下，政府与国企采购可能将尽可能回避外资品牌的产品，虽然其中的一些因为没有替代品，比如金融机具行业，而无法实现进口替代；但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侧重扶持相关国内企业，加大力度推动重点行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行业因为技术原因，要实现进口替代或许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业界估计在10年以上；不过，可能也不能对这段缓冲期抱以过高期待，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再加上可能的海外并购推动技术升级，外资企业需要有充分的紧迫感，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同时，接上中国市场的地气，同时在信息安全上，尽可能令中国政府放心。这一方面，不断曝出的“后门事件”，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7月下旬，苹果公司主动承认，iOS系统存在未经披露的“后门”，可以帮助执法机构、内部人员绕开iOS的加密功能，查询到手机用户私密信息；8月初，苹果被从中国政府采购名单中剔除，包括iPad平板电脑、MacBook笔记本电脑等产品。虽然有消息人士称，并非政府禁止采购，而是苹果公司主动放弃进入清单；但从时间上的耦合看，信息安全可能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要指出的是，对于信息安全的焦虑并非中国政府独有。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的华为、中兴也被拒之于美国市场大门之外。2012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公布对华为中兴的调查报告，认定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在未来，信息安全将成为中美两国谈判的重要议题，严格说来已经是一项政治议题，需要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上予以化解，而难以在外资企业层面上解决。一个案例是，中国与欧盟去年以来展开了包括光伏、电信、葡萄酒在内的一系列贸易谈判，最终达成妥协，在就光伏贸易争端达成“友好解决方案”的同时，中国移动的4G招标，为爱立信、上海贝尔及诺基亚西门子三家外资企业各分配了11%的市场份额；即使在信息安全领域，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过问下，德国信息安全服务商捷德获得了在中国研发生产信息安全产品的资质。

“中国市场”面临价值重估

中国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施行，但为何直到5年后，从2013年起，才开始大规模运用？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对“中国市场”这一战略筹码更为自信，更为看重了，并且日渐娴熟地运用这一国际通行的干预手段，维护在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

应当看到，近年被卷入反垄断调查中的这些跨国企业，在其他市场上也是反垄断调查的常客。微软此前在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多地都被指控涉嫌垄断；高通在欧盟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反垄断调查；夏普、三星、LG等液晶厂商在美国及欧洲均遭遇过反垄断诉讼。这一角度看，中国政府加强反垄断调查，并非有意针对跨国企业，反而是在与国际接轨。甚至于，相比欧盟和美国动辄开出10亿欧元（美元）以上的天价罚单，市场规模紧随其后的中国，对待这些涉嫌垄断的企业，在处理上还算温和的。

令人关注的是，不论中国政府的动机如何？强化反垄断调查这一行为本身即意味着，中国市场的价值将面临重估。一些外资企业原有的做法，比如“高通税”、汽车厂商相对经销商的主导地位，以及过高的中国溢价，将不再可行，面临严厉的惩罚。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润可能面临显著的调整。事实上，在传出监管部门对汽车行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后，路虎、奥迪等外资品牌迅速宣布了降价消息，显示中国政府的反垄断监管在增进消费者福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大规模的反垄断将使“中国市场”面临价值重估。从政策目标来看，反垄断不是为了打击外资，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公平规范的市场，这既是中国企业需要的，与是外资企业需要的。

基于这种判断，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未来将会全面强化在中国市场的反垄断、安全生产、品质安全等规范市场的监管行动。当“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等比较优势在中国开始消退的时候，“中国市场”这一战略筹码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这是哪一个跨国公司都不会忽视的市场。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将会抓住这一机遇，以大力度的规范市场要求来迅速推动中国市场进行改革，并使之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

附录一、中国政府反垄断大事记

附录二、国际市场反垄断大事记

附录三、中国主要反垄断机构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