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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此文写于2006年，当年可谓是振聋发聩的一篇报告，还曾引发了诸多体制内外专家、学者、经济学家和某著名房地产公司前董事长与安邦（ANBOUND）智库学者陈功的争论。中国有老龄化问题吗？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后来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只要承认了中国存在老龄化，那就需要承认房地产将会走向末日，这对于当年的房地产狂热者来说，完全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争议就出现了。
时至今日，也就是此文出现后的第16年，中国已经解除了计划生育政策，陆续全面开放了二胎、三胎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创近60年最低，逼近零增长······老龄化对中国是不是一个威胁，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作为一家以信息分析、前瞻性研究为主的智库机构，如果一切都按照命题作文的模式来运作，那么像老龄化这类问题在一二十年前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认真研究的，因而也不可能发出政策预警。至于对于公共政策的形成和构建，自然也是毫无关系的。所以，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独立智库还是有着先天优势的。
01 “国内外老龄化已达惊人程度
（注：以下分析内容成文于2006年9月）
老龄化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性的问题。1950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2亿，1970年达到3亿，2002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6.06亿，并且以比总人口快得多的速度递增。据联合国估计，这一数字将在2020年达到10亿，2050年，全球将有近20亿的老年人。在1950-2050年，全球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0.87个百分点，而老年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2.38个百分点。
就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也从少数国家的现象逐渐成为全球性现象。2002年，在全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8个已进入“老年型”。发达地区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发展中地区，2002年，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5（20%），在欧洲，意大利人口老龄化程度居世界之最，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5%，其次是德国、希腊、日本为24%，瑞典也达到23%的高水平。
中国当前的老年人口比例与上述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增速很快。据国家统计局对1%人口的抽样调查数字，2005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首次超过1亿，达到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随着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即将进入老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值得注意的是，据有关研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0%到20%，德国、美国需要60年时间，而中国只需要大约20年时间。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还意味着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以极大的规模增长。有关研究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人，2027年超过3亿人，2044年将达到4亿人。中国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将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总数，这是中国老龄化过程中所特有的问题。
全球各国迅速进入老龄化时代，这对于各国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公共政策及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都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变化。
02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在过去的研究并不多，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依靠“人口红利”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老龄化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根本未进入决策层的政策窗口。
事实上，从人口周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阶段化的特征。
图 | 哈里.S.登特(Harry S. Dent）
美国登特基金会主席哈里·登特以对全球经济和市场周期的准确预测著称，登特的主要预测工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口周期，一个是技术周期。登特分析认为，在过去两百年中，有两个趋势比气候对人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一个是人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另一个则是技术进步的趋势。
在人口周期方面，登特运用人口统计学模型和逻辑推理，总结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人类在消费、生产率和通货膨胀中的最基本趋势。这些研究表明，在美国，由上世纪60年代“婴儿潮”那一代人引发的大规模消费周期，将在2009年左右到达高峰，并引发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在登特看来，人口周期及老龄化与消费周期的密切关系，是影响美国经济繁荣及走下坡路的重要因素。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关关系对于其他老龄化的国家同样存在。
在技术周期方面，登特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芯片、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到目前为止还远未结束，其高峰将在2009年底、2010年初到来。届时，这些新技术、新消费品对市场和人类生活的渗透率，将由现在的不足30%猛增到90%。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经济增长模式，统统都是以年轻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至少是没有考虑老龄化的增长模式。然而，与老龄化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竞争，已经展开，只是还没有为我们所察觉。在这种未来的竞争中，日本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由于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对老龄化的适应性最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在日本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如日本政府推出新市政计划，将扩散型街区向集约型街区转换，方便了高龄居民购物。2000年，日本首次制定了“介（看）护保险法”，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以通过国家补助获得必要的看护服务，大大推动了日本看护产业的发展，日本全国老人每月花在看护业的费用从当年的4亿日元直线攀升到了2005年的148亿日元，而其中80%的费用都是用在轮椅租赁和特别看护用床方面。
现在国内在谈到老龄化时，经常谈到“银发经济”，即围绕老年人的需求来发展相关产业，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然而，在中国人均GDP还不高、对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模式影响缺乏研究的情况下，“银发经济”是难以发展起来的。目前老龄人口比例已接近20%的上海市，在所谓“银发经济”上就已出现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
03 “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表象和特点
虽然从数据看，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开始趋于严重，但人们却难以在日常感受到明显的老龄化。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基于年轻人的模式，也可以看成是这种感受的一个注解。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种不真实的表象，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效应。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很大，同时由于城市化的进展，年轻人向城市集中。因此相对增加的年轻劳动力供应量，冲减了人们对整体老龄化的感受。此外，正如中国农村人口在很多方面被忽略一样，中国农村的老龄人口由于固守农村，根本不能成为流向城市的劳动力，因此他们的存在基本上被忽略了，这也减轻了人们对中国老龄化的感受。
然而，感受不能代替真实情况。中国的老龄化还有着一个很致命的问题——这是发生在低经济水平之下的老龄化。许多研究都做过对比：发达国家出现老龄化时，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到1万美元以上，也就是“先富后老”；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即“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的迹象与人口红利期的经济积累有很大关系。从其他国家的例子看，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是充分利用在人口红利期完成经济高速发展的。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出现“婴儿热”，这些孩子成为日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日本在这一时期开始狠抓国民素质，使得人力资本在量与质上都积累了优质的储备。于是，日本战后一代成长为劳动力的1955年到1973年，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相吻合，使它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中国目前还处在人口红利期之中，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也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粗略统计认为，经济增长中有27%是依靠人口红利获得的。从可持续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劳动力需求量小的技术技能型转变，这与中国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类似的。人口教育质量也应该出现相应的改变。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迄今并没有取得根本转变。随着人口红利的消耗，增长模式上的滞后会带来更多的发展障碍。
有研究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中国人口的出生高峰比美国要长10年，所以中国经济在2020年前将一直都是繁荣的。如果这种看法成立，中国在政策上应该抓紧人口红利期的最后阶段，促成经济增长模式上的转变。
04 “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支柱产业？
（注：以下分析内容成文于2006年9月）
对政府和产业界来说，抓住老龄化社会的机会，就是抓住了未来。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从经济角度看，老龄化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效率问题。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一方面能够高效工作的人口数量在迅速减少，另一方面年轻人又需要照顾老人，自身效率也在降低。因此，如何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是一个社会能否应对老龄化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老龄化社会的支柱产业将主要是：科技、教育、电信、物流，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模式就是全球化。
首先是科技能够提高效率，代替部分人工，这是必然的发展路径。日本在工业制造领域大量使用机器人，很多人也认识到了涉及效率问题，但很少有人与老龄化的压力联系起来考虑，实际上日本人非常清楚了解其中的道理，并就未来的竞争优势已经在积极采取行动。
其次是教育，教育是提高素质，延缓生命价值周期的有效手段。俗话说人老心不老，经验丰富通常都是我们用来形容老年人的用语，问题在如何有效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和价值，在这方面，教育必将要承担起重要的作用。此外，教育还是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口红利的重要方式。
第三是电信，电信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效率，解决过去必须面谈的很多事情，人们才无须经常出差，远离需要照顾的老人，而同时兼顾工作。在这方面，由于移动电话技术设备的普及，中国目前暂时处于领先的状态，但3G等电信技术的前景不明，未来能否保持这种领先优势，尚无法定论。
第四是物流，物流同样关系到效率，而且它还是分包运营的基础。物流是一个典型服务支撑体系，这个体系是否具有效率，不但关系到企业效率，更会直接关系到老龄社会的整体效率。从我国目前的物流成本角度来看，距离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显示我国的物流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远不足以应付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最后是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全球化实际是老龄化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因为即使有了这些社会支柱产业的存在和帮助，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必须利用全球老龄化分布不均衡的现实，将一些必须要年轻劳动力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转移，这是面临老龄化的世界各国必须要做的事情。
中国的产业现状面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多欠缺。比较而言，在几个支柱行业中，中国的电信相对领先，物流则非常落后，科技和教育更是弱中之弱。可以认为，面对老龄化社会，中国还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经济增长模式急待改善，大量产业资源的配置有很大问题。如果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必将失去未来的竞争优势。因此，现在那些“超越日本”的乐观言论，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必须回答的：是否所有产业都对老龄化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显然不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是，社会效率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效率，老龄化社会所追求的是整体的社会效率，因为老龄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产业问题或是企业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那些对老龄化社会具有特别意义、能够对老龄化社会形成有力支持并有所倚赖的产业，才会是受到老龄化社会欢迎的产业，而这样的产业，必然是基础产业。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基础产业都可以对老龄化社会提供特别的支持，比如水电气热路桥等基础产业，就是常规的城市服务业。它们的需求是常规性的，不会因为老龄化社会而产生特殊的变化。
05 “中国必须提前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已经到来，未来中国还将面对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化局面。因此，中国必须提前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迎接这一挑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都必须参与其中。我们认为，有如下方面应该立即进行。
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对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及公共政策变化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应该是战略层面的，政府应该告诉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问题的严重性，公共政策的调整方向等问题。
中国应该弄清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社会能否适应老龄化时代，能否赢得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问题。可以相信，一个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老龄化社会，其结果将会比较悲惨。
在前面的基础上，必须在老龄化社会的支柱产业和服务领域占有先机。我们认为，什么是未来型的产业？这个问题必须结合老龄化现象才能理性回答。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中国在国际社会环境中，不但会失去现有经济模式下的一切，还将因为是一个对老人残忍的社会而成为外界批评的靶子。（注：源自《在老龄化社会中展现优势的关键产业》，安邦「 战略观察 」总第20期 ，2006/9/12。）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庞大，产业体系复杂，区域差异大，这样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一定表现为经济社会体系出现崩塌式的下滑或剧烈的下跌，而是会表现出经济与社会体系大面积、长时间地缺乏活力，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不断加剧，在巨大的老龄化压力之下，中国经济与社会难以表现出基本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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