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战略报告： 全球化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 研究报告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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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化理论简要综述

“全球化”一词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流行。政府决策者、政党领袖、工商界、学术界、工会领袖以至大众传媒无不谈及全球化的影响及其如何改变现在人的生活。许多人视过去数十年国际贸易及投资增长为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正在推倒各国疆界，使全球市场一体化，甚至有些人因此把全球化之后的世界喻为“地球村”。对于全球化，现在一般性的整体认识是，全球化是世界观、产品、概念及其他文化元素的交换，所带来的国际性整合的过程。

不得不承认的是，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国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大，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全部重大政策和大规模发展计划，均是以全球化为基础构建的。中国东南沿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同样也是因为全球化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在学术界，研究全球化也是蔚为风潮，而且大多数的经典学术研究都是以“全球化无可阻挡的顺利推进”为假定条件的，这就导致现实和趋势与学术理论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使得对全球化的再定义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性的重大理论任务。

回顾全球化的理论进展，1980年，特莱维（Theodore Levitt）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第一次在经济学范畴内明确提出了“全球化”这一概念，他认为，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1]然而，关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实际上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人类历史。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甚至在《全球大变革》中把全球化的起源追溯到大约开始于9000 -11000 年前的人类历史，其标志是农业定居文明的出现。[2]阿伯丁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开始于15世纪初期到18世纪中期的欧洲。[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沃勒斯坦和吉登斯，他们都将全球化的起点定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发展的欧洲。[4]

繁杂的理论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有关“全球化”研究的核心命题：全球化的定义。因为，不同的定义，将会导致并且决定了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差异。在这方面，作为新世界主义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提出的全球化定义已经涉及到相当宽泛的领域，他从7个方面定义了全球化的理论外延：[5]地域的扩张，信息革命与技术，人权和民主原则，文化的浪潮，世界性的贫穷问题，跨文化现象及冲突。同样是从全球化理论的这个阶段开始，学者们开始有了对全球化框架性认识的追求，如国际基金组织（IMF）也定义了全球化的四个基本方面：贸易和国际往来、资本与投资的流动、人口流动、知识的传播。

现实对于理论从来都有着浸润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问题不断涌现，推动着全球化理论的改变和丰富。例如：全球气候变暖、跨境水资源和空气污染、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等环境挑战，这一切都导致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理论认识的改变，发现全球化进程不仅影响着人类交往、经济和社会以及自然环境，同时这些因素也反过来作用于全球化的进程。在这样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又在假定细化的基础上，被切割成为三大领域：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其中，经济全球化分别分为商品市场一体化，劳动市场一体化以及经济市场一体化。现在基于可以理解的利益关切以及理论定义上看，人们最为熟知的当属经济全球化。

针对这一概念，乔希·马汉（Joshi, Rakesh Mohan）将其定义为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后所带来的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增强。[6]不过，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起源。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必要性，认为国家不应该对贸易进行管制。[7]而一旦不同国家之间开始产生贸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在亚当·斯密理论的基础上，李嘉图又进一步指出了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重要性。[8]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最高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自己的论述中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概念，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国际交往方面讨论了“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这个词。[9]

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全球化探讨的第二个高峰，发生在二战后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时期。在这一阶段中，许多学者都直接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挂钩。他们对于资本与全球化的关系，又可以分为两个学术派别。

第一个派别继承了狭义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性扩张。保罗·斯威奇就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 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10]雅克·阿达则认为:“资本主义在空间进行的拓展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经济全球化既是这一空间拓展的表现, 也是（并且首先是）一个改革、调整以至最后消除各国之间各种自然和人为疆界的过程。这种疆界是资本进行世界规模积累的障碍。”[11]按照这种理论逻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在于加速自己的“现代化”，并融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一派理论也被称之为“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学者罗斯托。[12]此外，也有学者从更广义的社会学角度上肯定了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例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就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相互联系。[13]在这方面，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以说是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做了一次完整的总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但其他的世界角落还在追赶历史。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而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资本制度扩张的表现。[14]2002年，在“历史终结论”提出十年之后，福山在《华尔街日报》再次刊文回应外界对他理论的质疑：他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只不过相比过去，信息科技的全球化正在成为的新潮流, 而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将自己与全球媒介相隔绝。[15]当然，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以福山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对于全球化的描述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与质疑，不过福山是最明确的将制度、资本与全球化挂钩的学者之一。

另一个派别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中心国家”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一种剥削行为，因此这一部分学者也被称为“新左派”，他们的理论经历了从“依附理论”到“世界理论”的发展过程。1950年，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席普列比奇(Raúl Prebisch)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被称之为“拉美经济委员会宣言”的报告，依附理论由此而生。[16]普列比奇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拉美实际的发展与李嘉图的预测不符：穷国财富的减少与富国财富的增加一致。[17]随后，各方学者都开始注意到这种新出现的经济理论。而其中的第一个高峰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他第一次提出了“依附理论”并做出了如下的定义：“依附是指这样一种情况，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其所依附的另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全球贸易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最终结果是极少数国家（统冶国）能够不断地拓展和壮大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与壮大则只是前者的拓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所造成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的反应，这种彼此依赖的关系就呈现出依附的形式”[18]。

沃勒斯坦进一步发展了桑托斯的理论，并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构想。他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并提出了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发展机制。沃勒斯坦认为:“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基本动力。“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资本主义不断地向“落后地区”扩张, 使其纳入世界体系。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掠夺落后国家, 造成这些国家的“不发达”。他同时还指出, 整个世界形成了的不合理的分工体系, 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地带在不同时期是相互转化的。消除不平等的出路在于打破这种“中心——边缘”的格局。[19]由“新左派”的观点演进出的国际发展战略则被称之为“脱钩战略”[20]。此后，沿着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道路，博克斯贝格与克里门塔进一步认为：全球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创造出新的问题，实质上是发达国家所设下的一个可怕的“陷阱”，全球化的过度扩张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21]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于依附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制度上的优势是确实存在的，尤其是在应对腐败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问题上。此外，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依靠“脱钩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反而是“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中国的发展模式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更为有效。[22]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的分工合作，至多只能算是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人为定义的节点领域。经济的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说明反全球化的势能积聚和动力的成因。因而必然也是十分不准确，存在明显主观偏颇的定义。实际上，这仅仅是从现象归纳成因的一种结果。在逻辑上就非常不完善，充满了或然性。

理论对现实的假定性切割毕竟难以持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全球化的概念更多的开始扩展到经济之外的领域。社会学家马丁·艾尔布鲁（Martin Albrow）和伊丽莎白·金（Elizabeth King）将“全球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空间的融合过程”。[23]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将“全球化”解释为“社会关系跨域空间障碍”的一种过程。[24]1992年，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给出了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全球化”是全球空间的“压缩”。[25]事实上，全球化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跨学科的议题。各个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了解读。这是一种全球化研究的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化认识的混淆不清，甚至是相互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温和单边主义政策的抬头，2019年无疑被人们认为是“全球化”进度中的重要一年。尽管目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理论研究来为2019年中全球化的趋势做一个系统性的定义，但众多分析人士都给出了初步的观察。例如，古德曼就认为，如果全球化真的可以被逆转，那么2019年发生的种种迹象无疑就预示着这种趋势。[26]而Neil Shearing则更进一步地认为，全球化已经“死亡”了，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去适应“后全球化”时代。[27]不过，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或分析人士还是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不过它目前的具体内涵以及运作的路径正在发生着某种不确定的转变。[28]至于这种转变究竟为何？麦肯锡的一个研究报告相对全面的总结了全球化的五个改变，这五个改变分别为：商品跨国流动的减少；服务（业）跨国运营的增加；劳动力的优势对于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减弱；科研水平及其相关因素对于全球化的影响正在增加；区域内的贸易正在成为一个新的主流。[29]

综合来看，全球化无疑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议题，由于财富积聚的原因，经济全球化吸引了最多的眼光，在很多时候被错误地当成了全球化的全部内容，因而造成了全球化认识上的最大认识偏差和误区。实际现在全球化的最大障碍和挑战，均是源自于社会、文化、贫富、信息、种族、价值观等非经济空间，源自于社会关系变化的各种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速集结，对全球化形成了巨大挑战。全球整合性的一体化进程，如果在未来被逆转，最大的问题就是出自全球各国的非经济因素，而并非是在表面靓丽的经济层面。

不过，正如现有的全球化理论一样，资本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基本是一种共识，众多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重点都集中于资本与全球化的关系。从马克思到福山以及一系列的学者，他们均敏锐的发现了资本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也都与资本以及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制度体系紧密相关。不过到现在为止，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者，似乎都还没有对另一方形成压倒性的理论优势。唯有一点是清楚的，研究全球化问题，必须建立在对全球化结构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对全球化的认识和思想，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们对全球化的定义以及关键动力性因素的解构与认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