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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8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计划将4月2日定为“解放日”，并推行“对等关税”政策，旨在减少美国对外国商品的依赖。特朗普此前声称将会自3月份开始，开启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此前谈到的25%的关税，同时他还表示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再增加10%的关税，使得对华进口商品关税比例增至20%。尽管具体计划仍在调整中，但可能会在4月3日凌晨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对此，国际领导人对这一政策表示批评，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就在周日（美东时间3月30日），特朗普又在空军一号上作出震撼性表态，宣布即将于4月2日“解放日”公布的对等关税政策将覆盖所有贸易伙伴国，彻底打破此前仅针对10-15个贸易逆差大国的预期。这一政策转向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进入全新阶段，可能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的地震式重构。
什么是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
3月29日，由安邦智库发起的“安邦讨论”线下活动第二期在北京高和蓝峰Hi-Talk空间举行，本次“安邦讨论”的主题为“特朗普2.0时代的深度前瞻”。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以《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胡闹，还是他在下一盘大棋?》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Reciprocal Tariff这个概念最早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又在1934年被罗斯福引用，当时译为互惠关税，其整体精神是在美国与别国以贸易谈判的方式互相降低关税。但特朗普现在提出的 Reciprocal Tariff 译为对等关税更为贴切，其目的是希望能增加贸易关税。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的报告，目前美国平均关税是3%、欧盟平均关税是5%、中国平均关税是10%。斯蒂芬·米兰（现特朗普团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根据一个比较权威的国际经济学手册计算得出美国的最优关税是20％。米兰认为当前从3%的平均关税提升到20%的自由关税目标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以此达到在谈判中关税问题“先抬价，再降价”的目的。
特朗普再次祭出“关税”大旗，使得此前因特朗普推迟加征关税而“松了一口气”的资本市场再度紧张，也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特朗普关税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美国经济前景如何？这些问题再一次引起市场的疑惑和担心。
其实，无论是此前特朗普延期关税，还是再次恢复和增加关税，并没有改变关税作为特朗普的政治工具的角色。不久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的政府正在努力加强私营部门对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部分措施包括削减监管、延长减税政策和通过关税政策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就此来看，关税政策可以说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要政策支柱之一。
当然，这与特朗普1.0时期，致力于恢复美国贸易平衡不同，在特朗普2.0时期，关税的弹性在于更为广泛的目标，包括重振美国经济、推动投资回流、弥补财政赤字等等。关税政策其实是和移民政策、投资政策、打击毒品等问题相结合，显示出它的弹性。当然，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因为一些目标实现而推迟或减少关税，也可能因一些问题恶化而增加。这是目前特朗普关税政策反复的原因，也是市场感到困惑的地方。
这种关税政策的不确定，实际上和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此前，安邦智库（ANBOUND）的资深研究学者曾指出，特朗普对于关税战的痴迷，主要是三个原因，一个是手里可用的地缘政治工具，效率不高，只有关税战容易使用；再一个就是基于“买方和卖方市场失衡论”（2010，安邦），完全相信买方可以说了算；第三是对通胀的影响有限。特朗普更希望借助关税的外部效应来解决美国经济的内部矛盾。就此来看，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反复和当前美国经济形势有密切关联，同时这也导致美国经济的“政治化”走向愈演愈烈。
关税与“海湖庄园协议”
3月29日，由安邦智库发起的“安邦讨论”线下活动第二期在北京高和蓝峰Hi-Talk空间举行，本次“安邦讨论”的主题为“特朗普2.0时代的深度前瞻”。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以《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胡闹，还是他在下一盘大棋?》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美国如何才能使其贸易和安全伙伴同意“海湖庄园协议”呢？首先，可以利用关税作为“棍子”；其次，可以以国防保护伞及失去该保护的风险作为“胡萝卜”；第三，中央银行拥有充足的工具来在更高利率风险面前提供流动性”。
关税是特朗普克服1971年“尼克松冲击”（即美元和黄金脱钩）后仍然存在的“特里芬悖论”的主要工具之一。要解决“特里芬悖论”，就需要把加征关税和国家安全保护伞联合使用，从而以达成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元既贬值又仍是国际贮备货币的目的，这是“海湖庄园协议”的核心设计理念，是试图解决“特里芬悖论”的次优方案。详情阅读请点击后方链接：《崔之元：Stephen Miran与“海湖庄园协议”》
实际上，在经过拜登时期的持续繁荣之后，美国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增长乏力的倾向。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四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环比修正值2.3%，与初值持平，但与此前几个季度相比，处在持续放缓的过程之中。在2024年全年实现2.8%的增长之后，最新的预期显示今年美国GDP将增长2.3%，因为就业增长放缓抑制了消费者需求。最新的数据显示，1月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下降0.2%。调整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下降0.5%，这是近四年来最大的月度跌幅。这些数据意味着，在“拜登经济学”退潮之后，特朗普2.0时期，保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其实，关于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安邦智库的资深研究学者在2024年就不断提出警告。特别是有关就业和通胀问题，不能仅从整体数据的“光鲜亮丽”来分析和看待美国经济的问题。美国经济远不及数据呈现出来的那么健康。新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贝森特近日也承认，美国经济的内在脆弱程度比经济指标所显示的要大。贝森特表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良好且失业率较低，但利率波动、粘性通胀以及就业增长对公共部门的依赖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贝森特将前总统拜登领导下的“过度支出”和阻碍供给侧增长的监管归咎为“粘性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
他说：“上一届政府过分依赖过度的政府支出和专横的监管，导致我们的经济可能表现出一些合理的指标，但最终却脆弱不堪。”贝森特谈到，过去12个月，95%的就业增长都集中在公共和政府相关部门，如医疗保健和教育，相较于私营部门的职位，这些职位的工资增长较慢，生产率也较低。与此同时，他表示，制造业、金属、采矿业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就业在同一时期都出现萎缩或停滞。贝森特表示，“私营部门一直处于衰退之中”，“我们的目标是重振私营部门的经济增长”。
贝森特所言并非仅仅是“政治攻击”。根据官方统计，2024年，美国非农就业人口总数突破了1.59亿人，比2023年增加了232.2万。然而，就业增长的主力军集中在教育医疗、政府部门、贸易交通、休闲酒店和基建五大领域，合计贡献了超过210万的新增就业岗位。其中增长最多的是教育医疗行业，全年新增了97万就业岗位。与之相反，制造业的情况却并不理想。2024年全年，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了8.7万，其中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全年减少了2.4万就业岗位。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AI投资如火如荼的信息服务业就业人口减少了8000人。这或许也是硅谷越来越多支持特朗普的因素。这种就业形势的结构性变化，不得不说令人怀疑，是此前拜登政府为增加就业数据而“取巧”，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增加公共岗位，尤其是临时岗位。
就此而言，此前拜登政府高度“政治化”的就业政策，在推动各项指标走向“繁荣”的同时，也深化了美国就业和经济表现的结构性矛盾。制造业的持续萎缩带来的就业流失，实际上增加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率，可以说是导致特朗普重新上台的原因。那么，特朗普2.0时期，通过其经济政策回馈选民也是当然之举。在特朗普看来，通过关税壁垒，促进制造业回流，既可以缓解贸易逆差，也会带来工作岗位，是推动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式。此前，特朗普在与苹果总裁库克会面时曾强调，他要征收“全面的”关税，以达到“制造业回流”的目标。不仅是苹果，特朗普对医药行业的巨头也有类似措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曾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会见了礼来、默克、辉瑞等公司的CEO，其警告这些制药商关税即将到来，并表示企业应尽快将海外生产转移到美国。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拜登政府“大手大脚”地增加公共岗位，同样是美国通胀迟迟难以缓解的原因之一。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PCE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5%，虽然其符合预期，并比去年12月的前值2.6%有所下降。但环比而言，通胀水平又有所回升。美国1月PCE物价指数环比上涨0.3%，12月前值为上涨0.3%。服务业通胀仍然较高。1月份，剔除住房和能源的核心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2%，而剔除食品和能源的商品价格环比上涨0.4%，创2023年初以来最大涨幅。美联储近几个月特别关注的剔除估算价格的整体核心通胀在1月上涨0.2%。
鉴于特朗普在1月份刚刚上台，美国1月份通胀的粘性与其说是源自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恐吓”，不如说是如特朗普所言归于“拜登效应”，而且这与美联储去年罔顾通胀的粘性表现而接连降息也息息相关。去年特朗普多次攻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不恰当”的时候降息，实际上是为拜登助选。而特朗普去年压倒性的胜选，很大程度上在于拜登政府任期内，“拜登经济学”对美国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特朗普要解决通胀问题，无疑还是会通过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对特朗普而言，关税政策对于通胀的影响有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其有望通过马斯克的新部门实现缩减财政开支、减少赤字，从而减轻通胀压力。这样也会导致公共就业岗位的削减而抑制需求。美国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指出，与政府效率部举措相关的裁员人数可能达到30万，如果算上受波及的承包商，就业岗位数量可能减少近100万个。其担心短期内经济和市场面临下行风险。这种对拜登政府的“反攻倒算”当然会对通胀和消费需求带来影响。其同样会带来就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如贝森特所希望的，提高私营部门的增长。就此来看，无论是减税、减支还是增加关税，实际上都是一个财政紧缩的过程，带来财政赤字缩减的整体效果。关税可能会在减税和减支之间，起到调节的作用。因此，关税的多少，不仅意味着贸易和就业的变化，还取决于通胀的变化，以及财政收支和财政赤字的情况。
“拜登经济学”带来此前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美国经济结构日益脆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经济的内在脆弱程度比经济指标所显示的要大。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加强私营部门对创造就业机会的贡献，部分措施包括削减监管、延长减税政策和通过关税政策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意味着未来特朗普经济政策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其关税政策更是其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