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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光刻机龙头阿斯麦（ASML）来说，走还是留，是个问题。
在阿斯麦几次抱怨当地政府、扬言要搬去“可以发展的地方”后，3月28日，荷兰政府宣布，为确保阿斯麦不将业务从本土迁出，政府将斥资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95亿元）改善该企业总部所在地埃因霍温的基础设施。
这般花重金挽留，自然是因为阿斯麦的体量非同一般。它不仅是荷兰最大的企业，还是整个欧洲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阿斯麦还是全球唯一一家能量产EUV（极紫外光刻机）的厂商。换言之，晶圆厂要生产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芯片，只能找阿斯麦要光刻机。
因而，阿斯麦是走是留，都时刻牵动全球目光，它左右着全球光刻机的供应，手握半导体产业的高度话语权。
但近年，极右翼势力在荷兰兴起，全球第二大石油公司壳牌、日化巨头联合利华纷纷迁出总部，海工服务巨头宝斯卡利斯集团也酝酿要走，外界都在等一个答案：阿斯麦会是下一个吗？
最大光刻机巨头为何想走？
去年11月22日，荷兰大选落下帷幕，极端保守的右翼势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极右翼政客威尔德斯获得总票数的23.7%，赢下了37个席位，他所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VV）成为了荷兰议会的第一大党，并且甩开第二名党派的25席一大截。
梳着金发大背头的威尔德斯，有着“荷兰特朗普”之称，他多次表示，若执政，他将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遏制移民，同时还公开反对伊斯兰和欧盟。尽管胜选的PVV还在组阁谈判阶段，距离新政府上任还需时日，但可以预测的是，荷兰未来会在移民、气候、欧盟等议题上，进入一个相对保守的时期。
然而，极右翼的主张迎合了荷兰国内的民粹主义，却引来科技公司的强烈不满。最核心的问题，反映在移民政策上。
阿斯麦总部有四成多的员工是外来移民，恩智浦的新职员里更有半数都是外国人。欧洲本身就被老龄化的阴影所笼罩，右翼还要收紧移民政策的大门，这些科技公司则会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
于是，在PVV赢得大选后，阿斯麦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就警告称，阿斯麦高度依赖熟练的外国劳工。眼见政府不为所动，他在今年1月份开始“放狠话”， “限制劳动力移民的后果是巨大的，我们需要这些人来进行创新。如果我们在这里找不到这些人，我们就去其他可以发展的地方。”此言一出，荷兰立马紧张起来，专门成立了一个代号“贝多芬计划”的特别工作组，首相出面极力挽留阿斯麦。
3月6日，当地媒体报道，荷兰政府正在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进行谈判，以确保这家荷兰最大的公司不会因潜在的反移民政策而迁往其他国家或向海外大举扩张。同时，阿斯麦已向荷兰政府提出了意向，表示将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扩张或迁移，其中法国是选择之一。
阿斯麦几番扬言要走，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首要原因无疑是移民和劳工问题。安邦智库研究员陈莉向21世纪财经报道记者表示，荷兰政府右倾严重，出台了包括大幅削减对高技能外籍人才的税收减免、限制外国留学生的数量等一系列反移民政策，使得荷兰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下降，阿斯麦要承受巨大的用工压力，是阿斯麦考虑离开荷兰最主要的原因。
同时，当地基建配套的滞后，也是留不住巨头的原因之一。阿斯麦发言人曾表示，从交通、住房到电网，政府没有投入过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埃因霍温的基础设施。陈莉提及，荷兰住房紧张的问题在近年来有加剧的趋势，阿斯麦甚至需要通过购买和自建住房来缓解员工的住房紧张问题。
而更根本的，则是右翼势力抬头带来的商业环境恶化。陈莉观察到，在其他国家想方设法鼓励外商投资的同时，荷兰政府却对股票回购征税、限制投资抵扣，缺乏足够的创新激励措施，许多蓝筹企业颇有怨言。
荷兰素来以重商主义闻名，拥有自由的经济氛围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劳动力，传统上被视为经商的优质目的地。
但政治生态的变化正在改变这一切。在最近的一次议会辩论中，荷兰经济事务部长阿德里安森斯对荷兰的全球形象表示担忧。对于公司来说，不断变化的法规“不再是一种刺激”，而是一个大问题。“企业主表示，不明确、不断变化的政策对在荷兰的投资造成了难以置信的损害。”
荷兰雇主协会2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近一半（44%）的受访企业家认为荷兰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家，近20%的人正在考虑离开。一年前，这两项比重分别为28%和13%。
温宁克不久前也公开表示，他担心荷兰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曾经，一片活跃的创新土壤支撑阿斯麦从无人问津的小厂房，进化为遥遥领先的全球光刻机巨头，“但现在，一些支持我们成为强大企业的因素正在消失。”他说道。
荷兰极力挽留，阿斯麦如何抉择？
“ASML就是我们的梅西，这样的明星球员带来了整个团队。”阿德里安森斯道出阿斯麦在荷兰经济中的份量。
为了挽留，荷兰给出了真金白银。3月28日，荷兰政府宣布将投入25亿欧元来优化ASML总部埃因霍温地区的各项基础设施。作为“贝多芬计划”的一部分，这笔资金将投入改善阿斯麦所在地的住房条件、教育培训、交通网络以及电网设施等。
同时，据报道，针对去年PVV发起的银行税、股票回购税和缩减外籍人士税收优惠，荷兰财政部已经在研究替代方案，以减轻企业的税收和用人负担。
荷兰的“补救”之举，部分得到了阿斯麦的积极回应。据阿斯麦发言人，企业对计划表示欢迎，“只要得到有利的商业条件，如高素质人才、基础设施、公共住房，以及良好的整体商业环境的支持，我们倾向于在荷兰实施主要的扩张计划。”
最终，阿斯麦能否留下，决定权可能落在即将上任的阿斯麦新任总裁兼CEO Fouquet手上。
但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阿斯麦最后还是有很大可能继续留在荷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谭笑间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荷兰政府给出的方案实际上都是切中要害的，也都是阿斯麦之前与荷兰政府沟通过程中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撤出不是一个说搬就搬的过程，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漫长的搬迁过程中也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搬迁成本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阿斯麦一旦做出撤出的决定，后续两万多的员工要转移、要寻找新的工业用地和重新建立新的产业配套，必然需要花费非常高昂的成本。
陈莉看来，阿斯麦大部分的研发、制造、组装都在埃因霍温这座城市，动迁成本高。加之人工智能和芯片生产在岸化的带动下，各国对阿斯麦光刻机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所以，阿斯麦最终迁出的概率很低，在产能扩充的情况下增加对欧洲其他地区的投资更具可能性。
而即使阿斯麦和荷兰政府后续谈判不畅，或右翼新政府上台掀起极右浪潮，阿斯麦不得不走到出走的结局，新的总部选址还是很有可能落在欧盟国家。
陈莉分析道，欧盟国家还是首选项，一则在于，欧盟内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政治环境、社会结构差别不大，可以降低动迁成本，二则欧洲在汽车和工业领域芯片元器件开发、高端半导体设备制造等方面有传统优势，人才储备也丰富，其三则是呼应全球半导体产业投资本土化、区域化的趋势。更具体来看，新的落脚点或将在法国、德国二选一，前者近年推出了多项再工业化的刺激政策，后者有着半导体补贴的预算优势。
中国市场，爱而难得
3月26日至27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这是他五年来首度访华。有专家表示，吕特此次访问的首要考虑可能是继续巩固和中国的关系。
而在吕特开启访华行程前，多家外媒认为，光刻机可能是荷兰首相此行讨论的重点之一。随同出访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范莱文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捍卫阿斯麦的利益是他的第一要务。
此前，中国大陆已经无法购买阿斯麦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去年在美国施压下，荷兰进一步升级管制，从今年1月1日起限制阿斯麦对华提供中高端的DUV光刻机。
无奈被地缘政治裹挟的阿斯麦，只能眼看中国订单收缩。阿斯麦首席财务官罗杰·达森曾在1月份表示，荷兰和美国最新颁布的出口管制法规生效后，2024年中国市场销售额受到的影响为10%至15%。就在去年，中国大陆替代韩国上升为阿斯麦的第二大市场，占其全球光刻系统销售额的29%，高于前一年的14%，总额超过64亿欧元。
这似乎对应着阿斯麦想借出走施压荷兰政府的另一条暗线。“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也是全球增速最快的集成电路市场。荷兰如果追随美国的政策收紧出口禁令，阿斯麦将会损失不小的市场份额。而且，管制压力倒逼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国产替代，无形中也增加了阿斯麦的压力。”项立刚表示。
此外，出口管制还有可能从销售端蔓延向售后端。日前，报道称，美国正敦促荷兰阻止阿斯麦对敏感的芯片制造设备进行维修，尽管这些设备是中国客户在相关限制措施出台之前购买的。
谭笑间向记者分析道，如果未来阿斯麦不能继续对华提供光刻机的售后服务，那就可能涉嫌违背商业合约，阿斯麦面临的无非两种方案，要么回购机器，这将会是一个庞大的金额，要么宣布部分转交自己的知识产权给中国买家使用。无论哪种方案，都会让阿斯麦感到为难。
遵循商业逻辑的光刻机巨头，不断被地缘政治挤压市场空间，一定程度上，威胁要走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并且，从现实看，荷兰政府在帮忙挽回中国市场上，正在释放一定积极信号。
但阿斯麦的举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换得光刻机出口管制的松动？
整体上，“螺丝继续拧紧”，是大部分受访专家给出的预判。
陈莉看来，尽管荷兰曾经试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找到平衡，但是因为在零部件上受制于美国，荷兰政府最终还是没能顶住压力，对出口至中国的部分光刻机撤销出口许可。由此可以看出，只要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小院高墙”的策略不变，其仍然可以依靠技术霸权胁迫其他国家对光刻机出口进行管制。
谭笑间同样认为，阿斯麦制造的光刻机设备，还是应用了一定美国企业的技术，在对华出口上就会受到美方的限制。所以，无论阿斯麦搬迁到什么国家，都改变不了要遵循美国政策这一点。
不过，阿斯麦的强硬施压还是释放了一些新的机遇。
项立刚认为，荷兰首相专门到中国访问、沟通，可见阿斯麦的施压有一定成效。考虑到本国企业的商业利益，荷兰政府还有可能制定应对美国压力的变通之策，比如允许阿斯麦出口特殊型号产品、延长禁令法案生效前的缓冲期等等。
逐步收紧的态势，也在间接推动国产化步伐的加快。在谭笑间看来，国内厂商都在不同路线的光刻机国产化上奋力攻关，“我们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供应、生产体系，确实需要时间，但相信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卡脖子’问题不会无限持续下去”。
陈莉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员
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巴塞罗那经济学院（Barcelona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学硕士。广泛参与国内外公共政策研究工作，曾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并任职于欧洲公共政策咨询机构，主要方法为量化建模和信息分析。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国际发展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