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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and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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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
安邦智库创始人
安邦做预测是基于信息面，不是靠数据一面。大部分外部研究，对于范式和数据的运用都很讲究，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术业有专攻，就比如会计师整理的数据就是漂亮、精确，但会计师不会经营。安邦也用数据，但不如外部讲究，安邦主要做信息，追踪研究的是信息，数据是其中一部分证据。比如说人民币汇率，利用美元指数当然能分析，但看看国家移民局的护照批准量，一年只批了往年的2%，也能得出结论，这就是安邦的方法，从各种各样的信号进行推导，得出预测结果。安邦的预测靠的是对信号的观察，这个工作惟有靠结结实实的追踪研究才能实现。
安邦预测的基础——逻辑与观察
美国有一位参议员叫罗姆尼，他是摩门教的教徒。摩门教有一个特点，年轻的时候都要出去传教，传教就靠嘴巴去讲。所以按说他是受过很好的这种演讲训练，这方面素质和积累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还当过马赛诸萨州的州长，也竞选过美国总统，但是罗姆尼这个人也赢得过美国的著名的拙嘴笨腮奖。拙嘴笨腮奖就是说话很不利索的奖项，罗姆尼赢得奖项的原因，我看很多时候是因为咬文嚼字。他是个好学生，学业非常棒，但也正因为如此，带来了一些后果和影响。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我就有信心解决每一个问题。”——Mitt Romney
关于罗姆尼，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么一句话，有关数据的一句话，他说只要有足够的数据，他就有信心解决每一个问题。罗姆尼是贝恩咨询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很有经营能力，他也是盐湖城奥运会的实际管理人，是支配一切的关键人物。因为他，本来搞不下去的盐湖城奥运会最后经过他的手还赚钱盈利了，所以他对经营、解决现实问题是很有一套的。他毕业于美国的名校，又做顾问、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所以他非常善于使用数据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说出这句话，“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我就有信心解决每一个问题”，这是很牛的一句话。
面对这种对数据极度迷信的人来说，我基本上是无言以对的。我只能这么说，“当我能成功定义时间轴上的每一个节点的时候，我就能够明白一切事情。”这句话我是有信心讲得出来的，因为你能明白一个事情的演变过程，清楚了解到每一个时间轴上、每一个节点的时候，你能够对它了解到定义的程度时，就可以明白一切事情。难就难在你定义不了节点。别说一个节点了，如果你有更多的节点无法定义，那就更是一团浆糊了。事情都是这样的，这是方法的不同。
罗姆尼所要追求的目标跟我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路径不一样，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同样对于预测和结果，我知道有很多人说我是瞎蒙的预测，这话我差不多听了三十年的时间了。
莫里兹·石里克（Moritz Schlick）的实证主义非常强调可验证，他说“凡是不可验证的都是伪科学、伪学说”。了解我、听过我讲信息分析的人都知道，我特别喜欢强调可验证，几乎是说了一辈子可验证、要验证，结果人家还说我的验证之后的分析结论都是瞎蒙的，我也没有办法。这里能说得清楚吗，说不清。这些人往往连石里克是谁都不知道，你跟对科学方法论一无所知的人去解释，那不得要恶补好几年的课才能说清楚。很多人谈得头头是道，讲话很有条理，但就是没有逻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瞎扯淡、胡咧咧。
要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一件事情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因素是可以影响到它的，有的因素是可以明显被察觉到、可观察的，但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因素。这时就棘手了，要能够发掘和发现。
为什么要强调发掘和发现？在安邦的信息分析方法论当中，是高度强调发现和挖掘的。因为没有这种发现和挖掘，你就无法察觉、观察到这些潜在的因素。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影响因素当中，可以形成很多的逻辑，不单是一条逻辑。很多人说得头头是道，这种“头头是道”的逻辑就是其中一种。这种逻辑可能有十几种、几十种，非常多，但往往有一种现象，这种逻辑解释到一半儿、走到一定程度就进行不下去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瞎扯淡、胡咧咧，这种情况就是不可验证的。没有办法为结果所验证，验证的结果是不支持的。在这些所有的逻辑当中，只有一个逻辑是真的，是可验证的，那么可验证的逻辑才是真的。
虽然它理解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理解后会有很多的益处，对我们做工作、甚至对我们理解人生都有很大的帮助。你会发现在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即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说三道四的人依然非常多，好像每个人都振振有词似的，但此时你知道对你最大影响的只有一个逻辑，一个人说的它是真的、它是正确的，被你的生活所验证的，那么其它头头是道的、条理清晰的都是瞎扯。
这种真实的逻辑是靠推导而产生的，对大多数人来说，通过推理导出一个逻辑还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是讲出一番道理来还是比较困难的，但对我来说，推理不是一件难事。爱因斯坦曾经总结道，对世界文明和社会进步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类贡献就是两个，一是逻辑，二是实验观察。安邦恰好将这两个都占全了。
讲个故事尝试解释一下为什么爱因斯坦说对文明和进步真正有重大影响的贡献就是这两个——逻辑和观察。我有一只猫，我用猫粮来训练它，它现在每到吃饭的点就会来叫我去吃饭。怎么做到的？因为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是有关的，猫是一种动物，它肯定不知道逻辑，不会知道这种关系，但人是知道的，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门口喂它吃的。慢慢地，随着时间变长，它就明白了“吃饭的时间”和“自己能得到好吃的”这两件事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到了时间它就跑来了。所以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懂得逻辑的，猫是不懂得逻辑的。
逻辑这个东西很重要，它是一种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理性。换句话说，你要不懂关系，你要不能定义关系，实际上你一定是不理性的。这就像钟点与猫吃饭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建立起来，连猫都能做点事情，逻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我搞预测就靠逻辑推理，主要靠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所谓推理其实就是关系的推导、定义和认识，掌握了这些，再加上你看的东西如果很多，那么你就能推理了，比别人更早地知道一些事情的发生。最终是不是准确，我就不知道了，实际上我也不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太多的人在我后边胡咧咧、瞎批评，基本上你们所知道的网红、社交媒体、微信都是这些瞎咧咧的人，我是乐在其中，很享受他们的这种瞎扯，只是偶尔逗他们一句，就跟我逗猫差不多。
2021年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历史现实主义”。我还查了查，好像以前也没有什么人提这个概念。我提历史现实主义的概念，并没有参考别人，完全是自己的观察和推理得出的结论。历史现实主义就是非常强调把历史当成社会大实验去看待。一般人是把历史当成故事去听的，究竟是当故事还是当成社会大实验去分析和看待，那是大不相同的。明明历史已经否定的东西，现实主义者打着现实的名义还当成个宝，这能不失败吗？所以一定要加上历史龙头，这就是历史现实主义。
别人炒盘菜，你可以用仪器去做定量分析，得出数据，但这肯定并不是一切，因为你连别人为什么炒盘菜都不知道，这只有从头到尾看过别人的生活才能明白。所谓的社会大实验那就更是如此了。
孔德在十九世纪就说过，所有带假设的科学都是伪科学。今天我们很多人恐怕连这些最基本的方法论都忘记了。
既然逻辑和观察这么重要，那么研究就一定要对应，否则逻辑和观察就实现不了。逻辑和观察不是指你个人的眼睛，就一个人、一个个体，不是这种逻辑和观察，而是要配套一个体系，才能够顺畅地实现。这种逻辑和观察，不能用那种听说过的数学方法去做，那些方法实际上都是用框架、经济学八股去做的，也就是固定的框架模型去做的，是别人的东西，是现成的东西，现在需要的是创造，需要通过你的逻辑和观察构建新的结构化的模型和方法。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用安邦方法，而安邦方法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就是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的特点——前瞻性
众所周知，安邦的能力主要是在信息。但信息实际是个硬件，看见了就知道，没看见就不知道。硬碰硬的。安邦主要是有一套体系，专门追踪研究信息，所以安邦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的预测，要比别人早得多。
安邦就是一直做信息追踪的战略性政策研究的。我们做信息分析、做追踪研究，做了一辈子，做了这么长时间。这工作是干什么？就是服务于战略性政策。安邦是专门在做、真正在做大政方针的研究，准确地说，就是在做战略性政策研究和分析，这是安邦的主要工作，也是主要的领域。这部分工作都是跟长周期有关系的。
如果你看到说安邦做的东西一两年之后成为了现实，事情爆发出来了，人人都关心变成了热点，这很正常，这就是安邦做的工作。当然也有那种立即就发生的，立即就兑现了，几天以后事情就变成现实了，就变成热点了。这种事情也有，但是相对来说，安邦是做得周期更长的那些事情，价值含量更高的。这一点是我要着重谈的。
再比如说，今天几乎人人都知道集装箱价格不断地上涨，据说已经上涨了十倍，严重影响了进出口、经济增长，严重干扰了国际贸易。很多人对未来的生意前景忧心忡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安邦在分析电商时就指出过这个问题，那时就已经清楚告诉大家，“物流成本会成为核心的影响因素，有支配性力量的是物流成本”。因为大家都转向了电商，电商是需要物流的，它是仰赖于物流的。没人给你送东西，哪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所以物流会变成一个支配性力量。很早以前我们就讲，可是没人听得懂，没人会仔细去想一想，也不认为这个事情是有价值的。如果认为是有价值的，大家不都一哄而上去做物流了。既然做的人很少，看到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对物流是忽视的，才会今天遭此大难，才会明白运输的成本对自己的生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类似这样差个一两年，差个七、八年验证的事情在安邦太常见了，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几十年的问题今天才显现，这对我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对一般的人来说、对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可能觉得某件事儿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甚至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智库界的一种趋势
现在的世界存在着这么一种明显的趋势——如果说在过去，安邦看上去还是唯一一家以信息追踪作为特点的研究机构，那么现在这种的研究机构已经越来越多了。这里说的是国外，不是指国内，国内现在还处于另外一个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还是动辄炫耀自己的大报告，虽然没人看，但还是有很多人在意这些东西。
在国外，有一种新的趋势，像CSIS（注：全称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文名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的就国际关系、贸易、技术、金融、能源和地缘战略等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的智库机构，全球十大智库之一），我发现他们也在转型成为做信息追踪的机构。我是无意中发现的，也是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找一篇资料，这篇资料是在CSIS的网站上才有的，结果我进去他们官网一看，我发现他们正在转型成为这样的机构。他们已经有专门的团队了，专门的研究班子和专门的人员追踪某一个方面的问题，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做，有很多的成果，有很多的简报摆在那里，让人可以去看。这就很方便了。对于内行的人来说，是看简报的，不会看大报告的，因为内行人对基本面已经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了，他更需要的是节点，最为关注的是节点的变化。CSIS转型成为这样的机构并不令人意外，这说明CSIS这样的智库机构是一家高水平的机构。
还有的像有一家叫Sofin，这也是一家智库机构，也是一家高水平的机构。它也专门去追踪一些问题，做信息追踪。它的网站也很有意思、很有看头，读者通过读他们的简报就可以了解一个领域里面很多的改变。这是只有在简报里才能够看得到的，如果是一篇大报告，看着好像是大而综合，但实际上这种大而综合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选择的综合。一个是有限的综合、有选择的综合，其中过滤掉的东西太多了，可以说再怎么综合，也综合不过长年累月，也综合不过时间序列，综合不了时间轴上的方方面面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还是简报可以提供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这就是简报的意义，也是简报跟大报告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国外的研究机构现在都在往这个方向改变，比如说地缘政治公司等等，都开始搞信息追踪。可能很多的做研究、做学问的人，这些学者已经意识到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做研究，尤其是跟政策相关的研究是不够的，满足不了政府机构的需要，最后的结果也不理想，往往被证明是错的，这样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义。
我觉得未来的社会这种趋势可能是必然的，而且它的表现会越来越清晰。中国的学术机构、研究机构会不会向这个方向做转变？现在还不好讲，但是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已经有很多智库机构正在这样做，当然我指的是独立性的智库，而非是一个劲儿跟着媒体、热点的问题后面大谈特谈的。大概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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