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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为近40年来最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迅速降低，仅0.34‰。按这个下降趋势，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快就趋近于零增长。此前，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自1978年以来，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5‰、首次低于2‰。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暴跌，国内专家发出预警，中国人口将会提前进入负增长。有分析认为中国将在2027-2030年进入负增长，但从人口增长的趋势来看，人口出生率每年都在下降，如果明年没有回升，人口负增长时代将提前来临。疫情或许是导致出生率低下的主因，但即使是疫情过后，生育观念、社会保障支持不足也都会制约出生率的回升。需要警惕的是，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以及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变得极为严峻。
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支柱产业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老龄化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政府和产业界来说，抓住了老龄化社会的机会，就是抓住了未来。中国即将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从经济角度看，老龄化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效率问题。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一方面能够高效工作的人口数量在迅速减少，另一方面年轻人又需要照顾老人，自身效率也在降低。因此，如何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是一个社会能否应对老龄化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老龄化社会的支柱产业将主要是：科技、教育、电信、物流，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模式就是全球化。
首先，科技能够提高效率，代替部分人工，这是必然的发展路径。日本在工业制造领域大量使用机器人，很多人也认识到了涉及效率问题，但很少有人与老龄化的压力联系起来考虑，实际上日本人非常清楚了解其中的道理，并就未来的竞争优势已经在积极采取行动。日本丰田公司的机器人技术早就已经可以做出5毫米大小的全自动驾驶汽车。
其次是教育，教育是提高素质，延缓生命价值周期的有效手段。俗话说人老心不老，经验丰富通常都是我们用来形容老年人的用语，问题在如何有效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和价值，在这方面，教育必将要承担起重要的作用。此外，教育还是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口红利的重要方式。
第三是电信，电信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效率，解决过去必须面谈的很多事情，人们才无须经常出差，远离需要照顾的老人，而同时兼顾工作。在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跑”的不断努力后，中国部分5G核心技术已处于全球产业第一梯队，具有极强核心竞争力。
第四是物流，物流同样关系到效率，而且它还是分包运营的基础。物流是一个典型服务支撑体系，这个体系是否具有效率，不但关系到企业效率，更会直接关系到老龄社会的整体效率。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曾表示，从物流行业看，中国的物流业在世界是领先的。我们的物流业已经到了“研究生”的水平，而美国相当于“大学生”的水平。
最后是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全球化实际是老龄化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因为即使有了这些社会支柱产业的存在和帮助，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必须利用全球老龄化分布不均衡的现实，将一些必须要年轻劳动力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转移，这是面临老龄化的世界各国必须要做的事情。
比较而言，在几个支柱行业中，中国的电信、物流行业相对领先，科技和教育相对世界水平还有待继续改善。中国的产业现状面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要求，肯定还有很多欠缺，经济增长模式急待改善，大量产业资源的配置有很大问题，再加上当今以收缩与重组为特色的“逆全球化”的时代主题，如果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将会逐渐失去。面对老龄化社会，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必须回答的：是否所有产业都对老龄化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显然不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是，社会效率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效率，老龄化社会所追求的是整体的社会效率，因为老龄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产业问题或是企业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那些对老龄化社会具有特别意义、能够对老龄化社会形成有力支持并有所倚赖的产业，才会是受到老龄化社会欢迎的产业，而这样的产业，必然是基础产业。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基础产业都可以对老龄化社会提供特别的支持，比如水电气热路桥等基础产业，就是常规的城市服务业。它们的需求是常规性的，不会因为老龄化社会而产生特殊的变化。
我国的多层次养老金体系
来源 | 中国基金报
从养老金的角度来看，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完善的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其中第一支柱是我们国家法定的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第三支柱将是个人通过银行的储蓄、商业保险和自己的积累去完成第三支柱。我国养老金长期以来严重依靠第一支柱，二三支柱的发展长期以来难言顺利。面对老龄化加速等一系列压力，不少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面对目前我国多层次社保体系第二支柱存在短板的现实，要积极推进第三支柱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建设，将之作为未来养老金体系的有力补充。中央近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也意味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即将起步。从近日报道来看，以保险公司、银行、公募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都纷纷展望起“第三支柱”制度与其未来将带来的市场增量空间。
从制度构建方向上看，“第三支柱”相关政策的推出，对当前结构不均衡且压力日渐增长的养老金体系确实提供了新的支持。面对国内显著的快速老龄化趋势，我国目前的养老金结构发展严重不均衡。资金结余上，第一支柱占当前我国养老金结余比例达62%，第二支柱占比37%，第三支柱占比几乎为0。资金支出上，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2020年支出达54656亿元，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同期支出仅576亿元，仅占第一支柱的1%左右，差距更为悬殊。同时，有分析测算当前“第一支柱”的平均替代率仅约38%，远低于世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建议达到的替代率水平，且近年来其替代率仍在持续下降。此时提出以税收递延型个人养老金制度为主要形式建立“第三支柱”，的确能够为保障水平不足，且替代率仍在持续下降的“第一支柱”分摊压力。
但从公共政策研究角度来看，安邦需要提醒的是，从实践上看，“第三支柱”制度要真正实现有效的支持作用，还需要在资金来源、投资空间等问题上给出可行的实施路径。至少到目前为止，今年以来个人养老金政策新动向带来的“支撑”不宜高估，当前在资金筹集、市场容量、制度规范等方面都依旧有着明显短板，制度建立后的正面影响，可能需要长期观察。
首先，就是第三支柱巨大的筹资压力。作为完全积累制的养老金制度，要确保“第三支柱”真正有效，能够形成充足、稳定现金流的资金池是基础。但只要略微估算，就能够发现所需资金规模巨大，注定短时间内无法有效形成。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对所需资金池规模进行了估算：
基础数据上，以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55%替代率为最终目标，借鉴相关研究，“第一支柱”替代率取38%，“第二支柱”中，企业年金替代率取10%，职业年金替代率取20%-30%。能看出，对于一、二支柱待遇齐全的劳动者来说，替代率目标不难达到。但需要强调的是，第二支柱当前覆盖过窄：截至2020年末，共9.99亿人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同期企业年金覆盖面仅约0.27亿人；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为主要缴款人的职业年金，当前参与人数也仅约0.41亿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有9.3亿人需要依靠第三支柱实现17%的养老金替代率。这部分每年对应的养老金总额，参考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4656亿元，实现替代率38%估算，第三支柱每年形成的资金支出至少需要2.45万亿元左右。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则参考成立了20年的全国社保基金（根据2020年年报，长期年平均收益率8.51%）。即使不考虑基金永续运营，将其运营周期定为50年，“第三支柱”所需资金池规模也达到了28.9万亿元（2020年末价值）。与之相比，截至今年9月末，全国保险业总资产24.2万亿元。“第三支柱”需要的资金池规模，甚至高于再造一个保险业。
在估算资金规模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钱从哪里来”。虽然个人养老金制度从理论上讲，资金来源应该是个人强制储蓄，但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趋势下，吸引民众、进行“市场教育”几乎必然成为难题。居民一是缺乏足够的储蓄，二是对保险产品的接受度仍然严重不足。从央行数据来看，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住户存款余额101.93万亿元，贷款余额69.54万亿元，居民净储蓄仅约32.4万亿元，在基金、股票、实体投资等方向的竞争之下，很难期待仅靠居民部门，满足“第三支柱”的全部资金需求。同时，民众对第三支柱保险产品接受度一直不高：就2018年起在上海、苏州、厦门实施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结果来看，两年间三地投保总人数仅4.76万人，总保费收入仅3亿元，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都远不及预期，更为“第三支柱”的发展前景再添阴云。
在居民部门以外，国有资本划转可能是另一个可行方向，借鉴此前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经验，将部分国有资本划转至今年新设的国民养老保险公司旗下，以充实“第三支柱”资金池。但保险基金在国企运营上的影响力，却与国资委相差甚远，如何确保划转后基金有效参与相应国有资本运营？相关机制尚待完善。
另外一个角度则是投资空间。即使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个人养老金仍需依托市场化手段，借助投资市场实现增值。在投资方向与比例上，参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按股债比3：7计算，意味着将有8.7万亿资金进入股市，约20万亿资金进入债市。截至12月30日，沪深两市股票流通市值合计74.7万亿元；截至三季度末，国内债券市场存量规模也仅约125万亿元。面对“个人养老金”巨大的资金规模，如何避免形成短期的市场冲击、进而导致金融风险事件，在相关市场建设与监管制度建设上，还需要相当长的缓冲时间。
前后经历十余年才真正落地的“第三支柱”政策，对全国养老金结构的补充作用，目前在政策结构上的意义，可能远大于其实际效果。真正落到实践层面，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相关机制如何建设等问题，都将对“第三支柱”的最终支撑作用造成显著影响。因此，这意味着第三支柱建设需要有长期准备，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予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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