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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世界各国大规模地推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我们有信心，这场疫情终将结束。不过，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疫情的影响还会存在，后疫情时代依然有很多不确定性。
为此，2021年6月23日上午，安邦智库（ANBOUND）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ACCCIM）联合主办了 「 新活力、新展望——后疫情时代数字城市发展线上论坛 」 ，邀请国际专家就后疫情时代世界的机遇和挑战分享他们的观点和见解。本次线上论坛由ANBOUND东盟首席代表拿督翁忠义主持，总计大约400人通过ZOOM/FACEBOOK/腾讯会议在线参会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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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马来西亚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慕斯塔法在开幕词中表示，马中外交关系愈加巩固。自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在数字化和现代技术前沿领域的巨大转变。
马来西亚正在稳步发展之中，不断加强数字化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工作和生活。 新冠疫情加速了马来西亚对技术的需求，一些城市尤其如此，这也重新定义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对于马来西亚，这也被视为拥抱城市变化和转型的机会。
拿督斯里慕斯塔法指出，深圳、杭州、上海和北京等中国特大城市，通过大力投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数字化发展给城市带来很多益处。马来西亚政府也致力于推行数码计划及数码经济大蓝图，在数字化方面可以向中国学习，在城市、行业及技术方面加强联系与合作。马来西亚政府希望，到2025年时至少建立五个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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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总总会长丹斯里戴良业在主旨演讲中提及，新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数字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将城市活动和互动从物理空间转移到数字环境方面，这些变化将持续下去。面对健康、社会和环境等诸多挑战，未来几年“数字化城市”更显重要。丹斯里戴良业指出，企业界需要重新审视，远程工作模式能否与实地办公达成一个平衡。以房地产为例，数字技术可以帮助租户居家办公，这意味着新的运营及商业模式。他认为，在办公室进行“线下会议+远程工作”的混合模式很可能成为新“常态”。
「 ANBOUND创始人陈功先生在主旨演讲中，重点分享了中国的城市化经验。他指出，很多关于城市化的研究都是基于小规模城市化的经验。」
相比之下，中国城市化经验的价值和地位，还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学者也没有将中国城市化研究置于全球框架中，这导致中国的城市化经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和研究，从而形成系统的学术理论供世界参考和借鉴。中国城市化经验不仅是中国的成就和壮举，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资产。中国有着不少城市化的成功与失败案列，可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和领域加以深入探讨。
「 Econsult Solutions创始合伙人理查德·福伊特（Richard Voith） 博士表示，新冠疫情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们对密集度有所恐惧。与此同时，它也催生了各种机遇。」
福伊特博士认为，后疫情时代的城市化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情况，城市密度下降，现有公共基础设施、土地和建筑资产的价值会减少，但新地点的价值会增加。
第二种情况，在大规模疫苗接种后，经济将得以恢复正常。然而，城市在不断变化，其本身本就不存在“常态”，更多还是多维度地调整。
第三种情况，政策和技术支持下的城市扩张。在此情况下，远程技术为上班族和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办公自由度。
未来的投资中，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将更多集中在高科技、高质量交通、智慧城市技术、教育、人力资本发展以及经济适用房等方面。私人投资回报最高的领域，将体现在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更新、高度灵活的城市工作空间、物流设施及非创新型商业设施和住宅单元。
「 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严峻挑战。ANBOUND全球项目主管王怡女士介绍，中国的城市规划，依据的关键政策文件是“五年规划”纲要。」
中国智慧城市项目的总体目标在于，支持城市管理，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与福利，促进经济增长。迄今，中国智慧城市的成功实践，集中在交通、公共安全、教育、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方面。同时，中国因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有条件实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王怡列举了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三个例子，即：「 在城市转型中打造 “数字大脑” 的深圳 」，「 推动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上海 」，以及「 专注于数字制造业升级与产业社区的苏州 」。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有发展愿景、战略、规划，配备相应的资源。城市规划是公共政策问题，也是经济、产业、空间理论、社会学和多学科领域的融合，需要多方面共同参与。以人为本，应当是贯穿智慧城市规划设计的核心。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才能更好地解决现实世界中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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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答环节中，对于后疫情时代马来西亚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议，Richard Voith博士强调，智慧城市设计师需要满足人们的需求，技术、资金和多元化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Q1:
关于政府服务数字化的问题，陈功先生分享了一些看法。其中，智慧城市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主要由政府主导，较大比例落在政府服务和基建投资，这是产生效用的原因之一。数字化的其它部分侧重于便民性质，其成效较难评估。
Q2:
关于人类与技术的互动，他认为，有些互动关系只能面对面进行，尤其是家庭和社区互动，更是技术无法替代，但数字技术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便利。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应该有一条数字化不能跨越的基本界限，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经验。
谈及数字化带来的机遇，陈功先生表示，燃料电池是中国和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他还指出，零部件的生产和开发，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发展中国家应该抓紧这个机遇。
Q3:
关于新冠疫情加快智慧城市发展进程， 王怡女士表示，中国有20年的智慧城市发展经验，可供其它国家借鉴。但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和资源禀赋，中国提供的经验或模式仅供借鉴参考，其它城市要因地制宜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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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了长久挑战，同时也催生了不少新机遇。对个人以及机构而言，更多地了解这些变化，方能更好地适应后疫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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