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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当下，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调动各方力量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升乡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从而推动整体发展、达到乡村振兴，无疑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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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更进一步的目标，有着更加宽广的发展任务。然而，中国的乡村振兴现在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空心化”和越来越普遍的乡村凋敝现象。
在我国农村，在7亿多户籍人口中，有2亿多人常年在城里外出打工，除了过年，都不在农村。外出打工者大多数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留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陪伴他们的是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中国不少农村地区因此缺少生机、活力，日渐凋敝，而出现“空心化问题”---人口流失，乡村破败，农田撂荒，农村社会组织也随之涣散。与之相伴的，是农村老人自杀率上升、农村儿童认知能力偏低等残酷事实。寄托于乡村之上的乡愁、农民精神、乡村文化，自然也随之烟消云散。
必须承认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幕，与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描述的上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村有相似之处。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迅速推进……农业劳动者纷纷离开土地，轻而易举地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普遍出现了农田荒芜，农业经济、农民和农村发展都陷入困境。孟德拉斯在书中指出：“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同时意味着乡村社会丧失了最具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未来发展的希望，如果他们不再回来，那么留守乡村的老年人只能延续之前的生产方式，而无法给农业生产注入最新的观念和技术”。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正在走向类似的“农民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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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显然是想通过努力来扭转这种趋势，这是否有可能呢？
同样是法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振奋的例子。在法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同时，法国经历了“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其表现为：
（1）农业人口外流仍在继续，但乡村人口外流却放缓了。1975年以后流动方向发生逆转，有些乡村地区的人口重新增加了。
（2）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社会中成为少数，工人、第三产业人员经常占大多数。
（3）家庭与经营分离，从事多种就业活动的家庭经营成倍地增加。
（4）通讯和交通网络进入乡村系统。
（5）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
这一过程在70年代完成。孟德拉斯指出，“法国社会的这个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国家中都看不到：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里溜走，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种意义。”
法国农村的变化，展示出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民的终结”——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的终结，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的终结。而在变革之后的农村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运行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从事农业的人也发生了变化，“新一代的青年农业生产者对经济的前途和乡村职业的高尚重新确立了信心”；在土地方面，法国农村“利用这种人口外流再次获得土地和扩大经营规模，并在技术现代化方面作出异乎寻常的努力”。事实上，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法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人口减少2/3的同时，实现了农业产量的惊人提高，以及农村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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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果要重现法国的乡村复兴，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呢？
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优先发展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规划与目标。国家发改委还表示，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都居住在农村，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吸引人才，加大资金投入，要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保证。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
决心和目标并不等于实践成功，中国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恐怕还要在更大的城乡系统和一系列农村改革中来考虑问题。政府所提的发展方向都不错，但如何做到“人、财、物”保障？在安邦智库（ANBOUND）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看来，乡村振兴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吸引人和资本进入农村。农村是个空间，如果人和资本不进入，何谈乡村振兴？在城镇化浪潮下，要吸引人和资本，不能光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
在我们看来，农村制度改革的关键体现在几个方面：
（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个核心，包括宅基地制度改革、承包地制度改革，目标一是使作为居住用地的宅基地使用权进入市场，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承包土地能便利地流转，保障长期权益，吸引工商资本下乡，发展产业。
（2）要推动新背景下的农业产业的新合作化、新规模经济，以及市场化发展。以市场化的方式，为中国的乡村振兴引入新的生产关系。
（3）继续推进城镇化，鼓励一部分农民进入城镇，腾出农村的土地和空间。
二、城乡之间要素的结合与流动
长期关注农村发展的安邦智库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吸引人和资本进入农村。农村是个空间，如果人和资本不进入，何谈乡村振兴？城镇化浪潮下，要吸引人和资本，在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看来，不能仅仅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城乡流动才是发展方向。
陈功认为，乡村振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治理的问题，而乡村治理，需要一种基本哲学，与城市哲学一样，没有哲学做基础，大家意见便很难统一，很难真正往同一个方向使力。乡村振兴不是单纯搞“三农”，需要从城镇化的发展中，考虑农村资源的有效结合，乡村振兴需要结合城市来考虑，真正做到城乡统筹，这是大思路，用以推动资源、资本和人口的流动。一方面是农业人口、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向城市的聚集，形成规模效益，继续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资本和一些产业向农村的扩散，形成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乡村振兴的实施，需要打破城乡隔阂的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统一的市场。
以区域发展、中心城市、小城镇等各个层次的城市发展中结合乡村发展的各方面因素，是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政策来讲，需要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既形成城乡人口一体化、市场一体化，还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要加大对农村交通、医疗、教育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村人不愿意离开，也更能吸引城里人下乡。与此同时，农村发展好了也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的建立、生存、发展都需要农村提供资源。因此，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相得益彰。
三、县域经济的发展
乡村振兴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产业选择，要继续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在这方面，因为乡村的多样化、发展阶段不同，更需要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不是一提产业，就要搞工业。不过，未来农村的产业发展，不能局限于发展传统的农业产业，而是需要从农业供给侧改革入手，注意提高农业的品质和档次、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发展业态多样的现代化农业。
在乡村振兴中发展工业，则要结合乡村的资源禀赋，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高度强调环保，不能重蹈过去乡镇工业污染环境的老路；尤其要注重乡土产业发展，注重产农结合，注重农村劳动力的吸收和培养。
在乡村发展旅游业，则要强调产业叠加、多业态并举，创意创新，吸引人员，留住资源，需要旅游与观光农业、文化产业、养老、康养等产业结合，形成以旅游业为基础的多产业融合。
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表示要看到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城市化的变化。城市已经没有土地了，而且城市环境存在太多的问题与短板，人们甚至愿意为了田园风光付钱，有些不惜跑到泰国清迈去看乡村风光。其实，这种情况下，田园风光和乡村味道正逐渐成为稀缺资源，这即是吸引资本的地方，而不仅仅局限于提供土地以供资本开发使用。北京和上海周边的一些民宿开发，能拿到大量资本注入其实也是这个原因。总的来说，打造特色、有创意、有显著差异化的乡村是乡村实现脱贫后，真正达到乡村振兴并长久保持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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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分析结论丨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乡村振兴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应该通过一系列的农村制度改革和产业发展，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产业与创意点，吸引人才、资本和技术下乡，才能避免“农民的终结”，实现新的基础上的农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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